中国当局必须决定是捍卫汇率并收紧货币供给， 还是任由人民币汇率下跌。

本央行上周五意外扩大宽松规模，日元创下近七年新低，致使中国宽松压力陡增。

　　Marketwatch专栏作家Craig Stephen指出，日本此时扩大宽松，让中国尤为头痛。因为中国面临着热钱外流，同时又要避免资本账户开放受冲击。而且，人民币汇率是有管制地盯住美元的，更放大了问题。

　　尽管中国当局一再表示，货币政策将“保持定力”，不推强刺激，同时推进市场化改革。但是日本“以邻为壑”的做法仍然会给中国带来实施更加宽松货币政策的压力。

　　日本央行上周五意外扩大刺激规模，日元一路下挫创近7年新低。这意味着，自2012年末以来，人民币对日元已经累积升值近1/3.

(人民币汇率)

　　QQE扩大威胁中国

　　日元贬值的背后，是中国与日本之间在贸易上日趋激烈的竞争。

　　汇丰银行的报告显示，中国与日本在19条制造业产品线上有着竞争关系，并且这一数量还在增长。日本索尼公司此前已表示，考虑将离岸产品线撤回日本。

　　此外，中国正在逐步推进资本账户全面开放。Stephen指出，日本扩大QQE规模对中国的另一大威胁在于，加速中国资本流出，冲击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热钱流出和如何管理(企业)外债的问题。

　　三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近1000亿美元。对于任何可能加剧这种趋势的外部冲击，中国当局将密切关注。Stephen认为，日本扩大宽松可能就会引发外部冲击。如果资本持续外流，中国当局必须决定是捍卫汇率并收紧货币供给， 还是任由人民币汇率下跌。

　　收紧货币供给来防止资本外流并不符合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

　　对于市场广泛期待的中国央行降息以刺激经济，Stephen认为并不可取。因为中国银行业存款正在流失，而存款流失会加剧市场担忧——中国信贷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希望通过加息来避免存款进一步流失。

　　三季度中国16家上市银行存款余额环比大降近2%，存款加速流失成为银行业最头疼的难题：

　　早在今年中报时，银行存款增长乏力已现端倪。到了三季报时，银行存款增长几乎“全线失守”，除了平安、宁波、浦发、民生、招商、南京等银行，其余9家上市银行的存款余额较上年末的增速都只有个位数。而交通银行三季末的存款余额，较上年末甚至是“负增长”。

　　引导人民币贬值？

　　于是，让人民币贬值对于中国决策者来说更具吸引力。

　　然而，人民币贬值同样伴随风险，因为自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发债量大增(5年增长27倍)，其中很多都是通过香港发行的。人民币贬值意味着企业以美元支付的利息和债务成本增加。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投行Jefferies的策略师Sean Darby将中资企业增发外债形容为“无形的套利交易”。

　　最后，Stephen总结称：

　　如果中国当局允许经济增速急剧放缓，这本身就会引起资本外逃，同时加剧信贷紧缩。

　　因此，决策者可能会选择加速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发，或者干脆逆向行驶——限制资本流动。

　　与此同时，鉴于美联储已于上周退出QE，美元持续走强的预期也会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选择。

　　结果是，中国被迫以某种方式对汇率机制做出改变。

　　一场注定失败的赌局：日本央行的货币版“偷袭珍珠港”

　　周五日本央行意外扩大QQE规模宣告了日本进一步加强刺激政策的决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此举和当年二战偷袭珍珠港如出一辙。 “先发制人”所带来的最终结果都会是自取灭亡。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长途奔袭美国珍珠港，成功击沉了在港口内的大量美军战舰。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扩张使美日矛盾迅速激化，迫使日本率先发难。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珍珠港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彻底的灾难。

　　事实上，计划珍珠港的山本上将本人就曾预言即使对美国海军的袭击成功，它不会，也不能赢得一场对美国的战争，因为美国的生产力实在太高了。全面对美宣战的最终结果就是日军在中途岛海战和莱特湾海战中的全面溃败。

　　如今，日本央行祭出扩大宽松大旗的背景和当年并无二致。从1989年日本信贷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政府和央行一直维持零利率并不断推出量化宽松措施。然而事与愿违，日本经济在25年的时间内并没有任何的增长。

　　日本目前真正所需要的是包括政治和金融领域在内的结构性改革，但是政治家和银行家都未对改革做过讨论，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因为那将意味着那些所谓的精英阶层——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将受到影响。

　　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经说过，“拥有特权的阶层都具有赌徒特质。他们宁可冒风险被迫性失去所有利益，也不愿意考虑主动性的放弃特权。”

　　政治改革所面的巨大阻力不言而喻，那些享受宽松政策的企业一方面在挫伤日本经济，另一方面又在迫使央行维持现有的货币政策。对于此前已经经历过“宽松无效”的安倍政府而言，如果货币政策的结局最终是失败的话，采取“不破不立”的方式或许是唯一的选择。

　　如今，日本央行的决定确认了其正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就是日本经济的现状。不幸的是，当“审判日”到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将成为精英阶层的陪葬。身在其中人能做的也就是祈祷这种毁灭不会造成全球金融系统的崩盘。

　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指出，“安倍经济学”并不适用于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的日本。随着中国经济重心转向消费，而美国需要重新平衡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日本应抓住中美经济再平衡的机会，大力出口商品和精密机械，以走出困境。否则，日本将面临着被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

　　通过释放货币刺激、财政和结构性改革这三支箭，安倍经济学原是为了结束日本“失去的十年”并走出长达十五年的通缩而生。然而，安倍重登首相宝座已有六个季度之久，日本平均GDP同比增速仅1.4%，略高于1992年以来1%的平均增速。

　　在罗奇看来，这三支箭的使用参差不齐：

　　在实施货币政策刺激上，日本央行似乎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按规模与各自国家GDP的比重算，日本央行所推行的质化量化宽松(QQE)，实际上可能超过了美联储推出的QE.

　　至于其余两支箭的使用，往好了说叫“摇摆不定”。最近几日，安倍对于再次上调销售税提出了诸多质疑，但上调销售税是日本解决债务问题(财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倍畏缩了，因为日本经济仍然疲弱，再次上调销售税存在刺激通缩复燃的风险。与此同时，结构性改革几乎毫无进展，尤其是税收、教育和移民政策的改革。

　　安倍经济学基本上就是美国和欧洲失败刺激政策的日本版：通过央行向市场注入巨额的流动性(现在的欧洲央行显然要步美联储后尘)，却几乎没有对财政和结构的基础性改革。短期货币政策刺激再次因为在政治上实施起来便利而大获全胜。

　　然而，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正在经历老龄化和适龄就业人口下降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存在诸多问题，刺激复苏的收效也很有限。罗奇指出，日本要么通过刺激生产力发展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或者扩大内部或者外部的劳动力供应来源：

　　在国内，增加劳动力供应可以通过刺激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来实现。当前这一比率仅63%，属发达国家最低之列。或者放松移民限制。不幸的是，日本在这两种方案之间都没有取得大的进展。而且，即使日本政府愿意立刻就强化实施第三支箭，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和回报都需要更长时间方能现象。

　　当然，还有一样东西能救日本：出口(外需)。不过，罗奇指出，这是安倍经济学在战略上存在的最大瑕疵：

　　它并未将全球经济中可能发生的最大变化因素考虑在内。这很可惜，因为在这全球经济变化趋势——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再平衡中，日本本可以很好地定位自己。

　　中国似乎比美国更倾向于调结构，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这样的。中国新一届政府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向“亲消费”转变的改革框架。尽管美国当前仍在努力复苏旧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两大经济体的经济(结构)终将会再平衡。

　　日本承担不起浪费这种机会的后果。随着中国的增长动力由出口转向内需，还有谁享受到的利益比日本出口商们多呢？中国本来就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随着中国消费和服务需求进一步增加，日本获取额外的市场份额也似自然而然之事。例如，日本掌握的环境治理的技术就有望为其带来好处，因为环境问题是中国未来几年亟待解决的。中国在环境问题上面临的很多最棘手的问题，日本都有专家可以解决。

　　与此同时，日本也可能从美国经济的长期再平衡中获益。美国在复苏投资以刺激增长之时，将从过度消费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所生产的商品转向生产性设备的采购，而机械设备无疑是日本的强项。作为全球精密设备和挖掘机产业的领导者，日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在外需方面，日本不应该忘记曾经的辉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凭借全面出口各种机械以满足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成为全世界嫉妒的对象。

　　是时候重获往日辉煌了。如果失败了，日本将面临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转向中被进一步地边缘化的风险。

　　唯有一事值得警惕：因历史遗留问题，中日关系平淡，可能妨碍日本从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