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因其冲击的规模之大和传导速度之快远超出预期，造成的产出损失、失业率上升、家庭财富水平下降等经济与社会成本十分巨大，使得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遭遇了二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并迅速波及到世界各国。在此背景之下，要求厘清危机根源，并有针对性地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呼声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分析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演变逻辑发现，无论从危机爆发的原因来看，还是从危机导致的后果来看，抑或是从危机的传导机制来看，再或是从危机处臵以及应对危机的国际协调机制来看，危机的演变过程都与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相关联。因此，研究全球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演进逻辑，对明确中国在这场国际货币金融秩序变革中应扮演的战略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不同货币金融体系对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国际货币体系演化与金融危机发生机制的变迁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又反过来强化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呼声的高涨趋势。回顾历史，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演化阶段。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过程为依托，金融危机发生机制的变迁包括三条主线，即“储备货币供应失衡”、“信贷泡沫的膨胀和破裂”，以及“中心——外围国地位变化”。

首先，储备货币供应失衡机制的变迁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在金本位制下表现为黄金供应不足与英镑信贷失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表现为美元供应不足与世界美元需求过剩的失衡；再到牙买加体系下则表现为美元供应过剩与货币政策目标的失衡。其次，信贷泡沫的膨胀和破裂机制的变迁则表现为：金本位制下黄金储备不足与信用货币增长的不匹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及在牙买加体系前期是信用货币增长与货币政策突变的不匹配；在牙买加体系的最近时期的金融创新发展与货币政策突变的不匹配。再次，中心国——外围国地位变化机制的变迁表现为：金本位制下英国作为中心国，承担主要金融市场职能；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中心国，成为金融输出国；牙买加体系下，欧元区的出现使中心国变得更加多元化，金融输出国不再由美国垄断。这些变化从国际分工的角度，使中心国家向金融强国的方向发展，而外围国家则更加专注于国际贸易，导致全球失衡的进一步加深，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革与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变迁

金融危机传导渠道包括实体传导机制、预期传导机制以及金融传导机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国际交易特征由实物贸易为主向金融交易全球一体化演变的过程中，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经历了从单一的实体传导机制逐步向实体传导机制基础上附加预期传导机制、金融传导机制的转变。

首先，实体传导机制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影响其他国家经济基本面造成金融危机传导。当危机发生时，一国货币贬值虽倾向于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竞争优势，但也造成国民收入下降并趋于减少进口水平。实体传导机制分为两种，即“竞争对手型传导”和“贸易伙伴型传导”。竞争对手型传导通过弱化与其产品存在竞争的国家的竞争力，导致金融危机传导；贸易伙伴型传导通过货币贬值导致危机国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和进口减少，从而增加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使该国的经济状况恶化，导致金融危机传导。

其次，预期传导机制是指，金融危机通过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和预期变化影响其他国家相关市场的机制。危机波及的国家之间可以不存在直接的贸易或金融联系。预期传导机制包括“示范效应”机制和“羊群效应”机制。“示范效应”是指，如果一国发生金融危机，能够充分掌握危机发生国和所投资国家经济、金融方面信息的投资者就会将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与现实经济相对比，并根据对比结果来对所投资国家的风险进行重新评估，从而调整自己的资产组合。“羊群效应”是指在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往往无法确定自己的选择，而是基于一种从众心理以其他投资者的行为为参照做出选择。

最后，金融传导机制指的是由于一国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其金融市场缺乏流动性，造成与其金融关系密切国家的流动性稀缺，进一步引发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这种机制的传导渠道①可分为直接金融危机传导和间接金融危机传导。直接金融危机传导发生在具有直接金融联系的两国之间，其作用渠道是金融中介清算。间接金融危机传导是通过第三国来实现的，即第三国投资于两个无直接投资关联的市场，如果一方出现金融危机，则迫使第三国调整其投资组合，造成被投资国出现资本外逃，完成金融危机的传导。

二.金融危机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革中的作用

在每次国际货币体系重大变革中，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契机和动力；另一方面，因改革不彻底导致国际货币体系仍存有的缺陷则为下一次金融危机爆发埋下隐患。换句话说，金融危机是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导火索，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一）金融危机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机制变革的推动作用

金融危机的发生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历史资料来看，每次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大改革之前，都会出现一个金融危机频发的高峰；同时，在各国实施金融改革之前，金融危机的发生也趋于频繁。相对应的，不彻底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留下的种种缺陷则为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又会催生下一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一是金融危机与货币制度安排机制的变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为各国提供了一种具有灵活性和政府保护性的国际货币，为各国的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货币环境。然而，由于不同货币制度安排对全球经济的边际贡献递减，金融危机的出现将货币制度安排无法适应全球经济增长的潜在问题集中地体现出来，以此推动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变革。二是国际资本流动机制的变革。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中心国”和“外围国”的地位差异决定了国际资本流动机制，促进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然而，随着国际资本流动加剧了全球国际收支的失衡，金融危机的出现成为国际失衡问题的集中体现。金融危机从国际资本流动层面推动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变革。

（二）金融危机在国际货币机构改革中的作用

金融危机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跨国合作方面的缺陷暴露出来，推动了对国际货币机构的改革。作为金融危机直接诱因的国际失衡推动世界各国在国际资本流动机制方面不断进行改革；金融危机还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下的金融监管改革产生了推动作用。在金融监管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与金融活动的创新发展的相互作用下，金融危机的出现使金融监管面临挑战，推动金融监管向更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方向不断演进。监管与创新的动态博弈过程贯穿了整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历史。

金融危机的发生暴露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跨国合作方面的缺陷。其对国际货币机构改革的推动力体现在解决国际合作中的“囚徒问题”方面。从理论方面来看，解决国际合作中的“囚徒困境”问题可以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为国际货币体系制定通用的规则。如果能够建立合宜的规则，那么有规则的国际合作的国际货币政策体系比无国际合作的体系更加有效，同时又可以保持一国的经济政策制定独立性。但是，规则制定的问题是很难让所有国家都自愿接受同一个规则，如果一国有足够的谈判能力，那么就可能违反体系的规则。拥有霸权的国家具有制定规则的能力，同时也更能够有效地遵守这些规则。此外，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体系内的国家不太可能完全遵守这些规则。第二种解决方法是国际谈判。这种机制可以使各国在规则制定和组织构建方面进行沟通交流。一般来讲，在国际机构所制定的规则面临崩溃时，国际谈判就可以发挥作用。这种方法的灵活性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润滑剂的作用。第三种解决方法是创立新的国际组织。这种方法可以为国际谈判提供一个平台，也可以通过集权式的信息管理方法向成员国提供信息，以节省信息传递所产生的成本以及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