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在上海举办的浦江创新论坛上，政策制定者、中外专家围绕政府如何推动创新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以色列经济部首席科学家艾维·哈桑(Avi Hasson)称，政府应该积极地去分担创新研发中的风险，虽然大多数研发结果最终是失败的，但我们应该拥抱这样的情景。

以色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国家，当地政府打造的创新环境被评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硅谷。

哈桑认为，政府应该把资金放在创新研发中那些风险最大的阶段，也就是最开始的阶段。因为政府风险承受能力远远大于私营企业，而且政府能从失败当中得到好处。

“我们发现，每当一个创新公司失败了，就有两三个甚至20个新的公司在它的失败基础上冒出来，新公司很好地利用了失败公司的知识产权和人员。这对政府来说是很好的投资，因为那个失败的公司或项目创造了很大的剩余价值。”哈桑称。

哈桑讲述的这一经验，即政府资金应投入项目初始阶段、分担巨大风险、不怕失败，正是中国目前所欠缺的。

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就有类似的感受，他告诉台下听众，创新政策就是一种激励，政策应该激励(创新)动机，而非(创新)结果。恰恰目前中国创新政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是选择项目、激励(创新)结果，而非选择人、激励(创新)动机。

王新奎说：有的企业家跟我讲，如果自己已经有了产品，就不是处于创新状态，创新状态恰恰是在没有产品的时候，是产品还在研发的时候。恰恰在这个周期拿不到项目，要拿到项目就需要给政府成果，即政府以企业成果为支持企业前提，这就造成了一个创新不能失败的问题。以结果为标准，怎么可以失败呢?

对于目前中国创新政策存在的问题，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德方也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他表示，在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策定位方面，政府与市场存在错位，创新的动力机制还不够健全，这一点可能是目前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

“政府在科研项目的支持方面也还存在着错位和越位并存的状态，应用研究和产业化项目较多，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还存在着投入不足的问题。”贺德方称。

他继续分析说，在政策工具这方面，可能偏重在竞争性的资助，普惠性政策比较少。在政策导向方面，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还不够完善，比如论文导向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在政策落实方面，大家反映出台了很多政策，但实施层面落实还不够，如政府采购方面的支持政策、融资的一些政策，以及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方面的政策等。

贺德方还介绍了未来创新支持政策的趋势，这包括加大普惠性政策的实施力度，加强包括政府采购等需求方面的政策指引，加强科技政策与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的协同，抓紧已经出台优惠政策的落地等。

目前，中国支持创新创业的政策已经发挥明显效应。根据贺德方公布的数据，2014年全国有2.9万家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的减免政策，全年减免金额994亿元。3.5万家企业享受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减免企业所得税约为530亿元。两项优惠政策为企业减税超1500亿元。

“我想科技政策的转变由原来的集中于科技领域可能更多地转向创新的领域，由小众转向大众，由研发转向研发和创新一体化，科技政策转变为创新政策和科技政策并举，市场需求的拉动和政府的政策同步发力，更多地强调创新生态和环境的转变，也是由原来的管理向创新的管理的转变。”贺德方称。

王新奎认为，未来政府制定科技创新政策，首先应该透明，让企业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并保证政策的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其次，企业享受政策应该便利，成本低，效率高。再次，支持政策应该覆盖创新活动全生命周期，而不是其中某一个阶段。最后，政策应该覆盖面宽，保证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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