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金融改革来说，最重要的顶层设计与发展规划，不仅是政策与发展路径的问题，更应该是对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除了应尽快修正不适应经济现实的旧规则，而且应该设计出符合市场经济特征与常态的新规则。此外，考虑到金融业的影响无处不在，规划制定还需要尽可能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充分进行听证和博弈，努力使设计出来的机制能符合多数人偏好。当然，此前的金融发展规划，往往更注重增加值、金融交易规模、金融机构数量等指标，对于结构和质量指标则重视不足。因此，如何通过规划来引导金融业发展思路，从追求“做大做强”，转向弥补功能短板、更好服务“小而美”领域，都成为金融规划的真正价值所在。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各地情况差异极大，金融规划离不开地方金融发展问题。这就需要改变现有的地方金融“战国”格局，使其从“自下而上”的探索，转到以融入“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为主、以地方金融改革为补充的道路上。应该说，自下而上的地方金改探索，只是在转轨时期具有特殊意义，由于金融要素的跨界性、流动性特征，要更好地优化配置，还需以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保障为主，不能仅靠地方金改。

　　因此需注意的是，在国家的“十三五”金融规划制定中，需要有效整合和引领地方金融规划思路。当前的地方金改，大多特别重视金融组织、产品和市场要素，因为这些能给地方带来“短期”、“有形”的利益。按现有的地方金融发展衡量指标，制度层面的改革短期内难以带来显著变化，容易被各地所忽视，但这却是地方金改真正配合和助推自上而下改革的价值所在。因此，地方金改如果要凸显出新的生命力，就须关注制度性、规则性的中长期环境建设，尤其着力解决“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问题，在构建中间服务平台、服务规则、服务渠道等方面下工夫。

　　最后，还需要对“十三五”规划进行中期、后期的持续、开放式评价，形成促使规划更科学和严肃的外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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