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难题

　　有媒体梳理出本轮国企改革的十大看点，包括改革时间表的设定、国企功能定位的细分、监管目标的转变、运行模式的明晰、公司治理改革、激励约束制度以及红利上缴的提升，等等，可谓纲举目张。也有分析认为中国此轮国企改革是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改革的着力点是实现国资委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不过，笔者认为，所谓淡马锡模式是在较为特殊的新加坡孵化出来的，要将其完全平移到中国，未必完全适用。因此，本轮国企改革在具体的落实和推进过程中肯定需要先行先试和不断探索。

　　从全球经济变迁史来看，国企改革作为世界级难题，一直困扰着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也令主流经济学大伤脑筋。没有一个主要经济体可以忽视国企的价值，也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对外宣称，其解决了国企作为市场主体在运行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

　　就中国而言，对国企存在价值以及国有资本是否有必要的讨论，近年来持续不断。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某些学者一直在贬低国企的价值，甚至直接主张卖掉国企乃至最终消灭国企。他们往往抓住国企在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将其不断放大，激起市场与社会对国企以及负责人败德行为的负面情绪，这是十分危险的举动。笔者认为，关于国企存在价值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已有明确表述。从会议提出“国有资本”这一概念来观察，显然，中国最高决策层对国企在真实经济世界或者中国经济棋局中的定位已有较为准确的认知。事实上，最近300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国企既非资本主义的怪胎，亦非社会主义的专属品，而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一种真实存在。换句话说，国企既非魔鬼，无需刻意妖魔；亦非天使，无需特别钟爱。毋庸置疑，国有企业或曰国有资本在中国经济棋局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不少关键领域根本无可替代。但是也不应由此简单回避国企本身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较为突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本轮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出台，其目标指向就是在构建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既要彻底明确国企作为市场主体的真实身份，又要厘清国企在市场与社会中的行为边界，更要防止在日趋固化的利益格局中强化国企作为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

　　良好制度设计的

　　执行难题

　　尽管有了如此重要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但真实世界向来不兑现静态的假定。即便是再好的制度设计与改革创意，也需要执行层面的透彻理解与有效落实，更离不开相关约束条件的破解。例如，下一步改革肯定要卖掉一些商业类的国企，创新投资主要集中在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但如何防止在重组整合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就是十分头痛的问题。而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创造条件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肯定涉及到资产本身的定价，如何防止国资在定价过程中的低估亦是重要命题。再次，根据《指导意见》，到2020年，要形成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更趋合理，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这就要求必须解决国企改革过程中一直在求解但迄今未解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本土的营商环境能够孕育出马云、马化腾、马明哲、李彦宏等民营企业家，那么，他们在领导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市场生态和个体权力空间，能够在国企负责人身上得到满足。而国企的下一步改革，势必涉及既有政策红利与制度红利的消减，那么国企在下一步运行中遇到的急迫问题就是：一旦失去政策和资源红利，国有资本还有多少竞争力？根据改革蓝图，到2020年，中国必须培育出一批能够与皇家壳牌石油、埃克森-美孚、GE以及汇丰、三星等一流企业抗衡的世界级国企，那么在剩下的5年时间里，国企及其负责人究竟通过何种竞争战略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从当前企业竞争趋势来看，世界顶尖企业除了重视技术研发、品牌提升和管理改进之外，尤为关注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美国企业更是借助以军事实力为支柱的国家力量工具来提升上述能力。而这恰恰是中国的软肋。

　　国企改革的下一步，既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又离不开对国家利益的兼顾。建立一批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并有着配套监管的现代国有企业，无疑是改革的方向。而为了使竞争类的国企真正获得内生性的优势，亟需尽快建立清晰的政府规制，明确界定政府的放权范围以及相应的股权和分工制度。也就是说，政府必须给予运营主体应有的商业空间，确定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原则。笔者认为，假如本轮国企改革能够实现工具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效均衡，并普遍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架构。则未来10年，中国打造一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现代国企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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