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部分刊载于《南方日报》，作者系零点有数董事长、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专家咨委会委员 袁岳。

广州营商环境优化建设得到的领导重视度、资源投入度都很高。但是也有企业家感受营商环境评价的分数不错但自己的受益感还不强，也有数据显示营商环境优化与本地各区县的招商表现和经济表现并没有完全正相关，还有人感受在营商环境建设过程中使用的方式方法行政性意味强而市场化的考虑还不足，甚至也有人觉得本地一些营商环境优化举措有赶考的味道但并没有解决身处具体行业中的企业面临的老毛病。广州作为国务院确定的六个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之一，下一步的营商环境优化工作还应该考虑一些怎么样的角度呢？

从一般性优化走向与特定性优化并重。因为存在着营商环境评价的指标，因此从上而下的营商环境优化的标准题是有的，因此各地政府迎考的杠杆也比较清晰。但是这些标准题可能解决了一些经营者遇到的共性问题，而就做任何生意的真实的企业来说，大部分就是在一个行业里，也有一些跨行业经营，而且隔行如隔山，做食品行业和做数据智能行业、医药行业、大气治理行业对营商环境的要求可能就有很大的差别，多个行业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总和构成了一个地方整体的营商环境，一个地方的经济特色也往往与这个地方发展的产业结构有关，因此更重视行业化营商环境也才能更让营商环境优化产生更大的落地效果。

从手续性优化走向与权威性优化并重。在办事许可程序加速、便利、简化上的大幅进步，这是政务办事流程方面为营商环境优化做出的显著的贡献。问题比较突出的方面，在于无论是招商政策还是固商政策或者业务合作政策，少数关键领导说了算，导致某些企业增强了“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的倾向，在一些地方形成了便利的手续主要解决一些普通企业普通群众的普通利益问题，但是真正关键利益和重大交易事项的公开性、透明度和竞争性不够，甚至出现“主要领导越重视，关键项目越内定化”的现象。

从商业信用优化走向与公权信用优化并重。当前在市场主体与公众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信用对于交易行为的制约作用、加强信用警示和信用管理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但是在政府采购、关键商务资源提供、政商合作条件、招商政策与鼓励政策等方面，前后任领导变更导致的“新官不认旧账”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企一策”谈出来的条件在谈的人变了以后就变，导致企业容易形成很大的转轨与调整成本。优化营商环境中需要去直面一个问题：有时候需要借助于领导重视来落实某些事情，但是领导重视可能创造了特殊合作关系，也是最可能的因领导变动而变动的事项。

从清单内相对到位走向与清单外现管优化并重。进大厅、线上程序办理事项、进清单事项初步具备了不受熟人规则左右、按程序与规定条件标准化操作的可能，但是由于某些政府领导和政府部门直接与间接掌握大量可处置资源的、可安排与合作的重大投入项目和公共采购事项，则受制于具体办事人员和直接主管领导的个人化处置：亲友人事安排、人脉距离对于资源处置的影响、隐秘的交易置换要求，或者在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情况下的故意拖延、找茬和“把你的事情整黄”，很多不在办事大厅和网上办事范围内的事项却成为企业之痛。

所有制中立从规则明确化走向规则监管落地化并重。确立所有制中立的规则是营商环境建设的一大进步，这一规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不同所有制能平等竞争产业资源和商业机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破坏所有制中立的现象比较突出，而更为突出的一种问题是在某些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名下基于千奇百怪的理由，产生了干股型、挂靠型、参股型的机构，这些机构在破坏所有制中立和攫取商业资源方面，比真实的央企、地方主力国企表现得更充分与吃相难看。重点督导违反所有制中立的现象，应该成为广州重视民营经济发展、营造高水平平等市场竞争规则的重要举措。

从政策资源分配精准化走向关注规模歧视问题并重。为保证公共资源政策被充分认知和直达对象，减少中间信息损失和资源误递，尤其是确保落实给中小微企业的一些政策资源，越来越多的政策对象精准推送有助于这样问题的解决。但是由于少数政府领导可能从内心里看不上小微企业、看不懂中型企业，过于看重大企业、傍大款，因此将有限的政策资源过度向某些看起来的大企业大项目倾斜，博取政绩与名声，实际上则“送的资源比得的资源还多”，甚至拿自己有限的一点传统产业里收出来的财税和本地金融机构的信贷资源去支持所谓的落地巨头，极大地挤占了培育本地产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资源。

从政务服务类优化走向鼓励产业生态服务并重。当前政府主导的营商环境优化聚焦在政务服务环境事项上，聚焦在强化创新的政务服务能力上，并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机制和学习优化机制，对很多企业和员工办事来说，有明显的进步感和便利度。但营商环境优化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专业化商业服务的发展、行业化产业链的生态化服务，否则将会面临政务成本居高不下、公务人员队伍过于庞大、政商服务两张皮对峙现象有所加剧的现象（有一种叫做“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的借口，对应的也有一种“加强了政务服务力量才能做好放管服”的思路），产业生态化服务类优化，既应包括充分大力鼓励中介专业服务机构的的赋能发展、形成更富远见的专业服务发展目标和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还应该注重反垄断，反资本无需扩张，反以商毁商现象，反商业领域的“赢家通吃”、“巨头操纵”、以投资项目为名进入与占据所有有利可图之处的商业霸主之风，留出适度、合理、健康的专业化多主体发展空间。

从直接性政务服务表现优化走向攻坚底线工作核心短板并重。直接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极大地改进了“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的现象，但是直接服务本身的强化又需要在人员编织、设备系统、专门空间等方面形成更大的投入，从而需要占据更多的公共资源。因此要发展社会化专业服务以加强间接性政务服务（重点是平台、发展政策、合规监管等工作而非直接办理或者代理办理大量的政务服务事项），把直接管理与服务工作更多放在底线保障事项上，疫情防控是广州也是我国其他城市底线保障做得好的方面，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大灾害预防预警与反应工作则还有待加强的方面，而在提高食品安全标准与保障标准上（比如广州应为本地食品设立与内地输港食品标准一致或者接近的城市目标）则需要有所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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