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推动内部结构性调整，对自己的影响更大，对世界的影响变小，且具有不确定性。

新近公开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于4月8日致参议员的信显示，鲍威尔认为经济增强以及供应紧张推高部分行业的价格水平，将导致美国经济今年暂时出现“略高的”通货膨胀，但美联储将致力于把超标的通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鲍威尔提到不会允许通胀大幅超过2%，也不会允许通胀长时间超过2%。对于将容忍通胀升至多高的“量化指标”，鲍威尔并未给出具体答案，只是说允许通胀温和超过2%。鲍威尔强调，“我们完全致力于完成双重目标：就业最大化以及稳定物价”。

美联储之所以再三表达自己的立场，主要是市场对于通胀的判断与美联储并不一致。最新的数据也显示，美国通胀明显走高。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4月13日的数据，美国3月CPI同比增长2.6%，创下2018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密歇根大学4月17日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值为3.7%，较上月的3.1%上升了0.6个百分点。而上次一年通胀预期达到3.7%附近还要追溯到2012年。

由于拜登政府的很多经济政策具有不同的政策目标，而且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因此，这些政策的效果可能会是出人意料的。比如美联储既想要摆脱“日本化”的通缩状态，又想压制住可能的通胀，而市场又往往根据自己的判断和逻辑操作，让整个事件陷入混沌状态。

比如当前CPI上行主要由能源价格驱动。3月美国CPI能源项和交通运输项分别环比提升5.9%和3.2%，环比涨幅分别较上月扩大2%和1.5%，带动CPI能源项和交运项同比也分别大幅上涨13.2%和5.8%。美国想要压制能源价格上涨，有两种方法，一是增加美国油气的自产规模，通过扩大市场供应压制价格。但是，美国曾在特朗普时代成为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而拜登则限制石油产业转而发展新能源。其次，日前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使欧佩克因减产串谋抬高石油价格面临反垄断诉讼，意在施压欧佩克扩产。这种威胁已经存在多年但从未实施，因为，如果法案通过，沙特就会威胁停止在石油贸易中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这会导致美元指数大跌，从而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为美国带来更多的通胀压力。

从经济发展战略上看，美国想要增加制造业比重，为工人提供更多的岗位。比如最近白宫提出5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帮助重整本土的半导体供应链，美国想要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实现更多的本土生产，鉴于美国投资和生产的高成本，这会推动美国物价上涨。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刚刚对新兴经济体发出了警告，美国不再欢迎出口致富模式，美国认为这种模式造成了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因此，美国财政部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置于汇率操纵国的监测名单。

此外，拜登政府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以及投资基建与福利，一方面要给企业加税，这与他提高本土制造业投资是冲突的，同时又担心企业转移，不得不呼吁统一制定全球企业最低税率，避免企业税逐底竞争。另一方面，拜登还计划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法案》，这将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的薪酬，从而为通胀提供新动力(310328)。

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政策有太多目标，有短期刺激，有能源转型，有产业结构调整，有缩小贫富差距等等。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难以调和的冲突，大都会成为推动通胀的结构性力量。具有挑战性的是，即使付出通胀的代价，美国这些政策目标几乎都难以完成。

目前，能源价格强有力地推动了通胀，住房市场的火爆也将持续释放通胀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核心通胀水平也开始出现上升趋势，可能会接替能源在未来成为拉动美国通胀的主要因素。因为随着美国疫情的好转，服务业与消费会集中爆发，推动核心CPI上涨。

在过去，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其政策选择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方式是明确的，而现在，拜登政府在树立栅栏后推动内部结构性调整，对自己的影响更大，对世界的影响变小，且具有不确定性。这也给了中国加速内部调整的机会，也是中美竞争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