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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1.9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救助法案——“美国救助计划”(American Rescue Plan)，标志着该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是拜登政府任内的首个重大立法项目，同时也标志着拜登完成了此前对选民的承诺——上任100天内为符合条件的美国人直接发放1400美元支票，此外还包含延长失业保险、向州和地方政府拨款、提高疫苗接种和检测能力等多个方面。

  一轮又一轮的财政救助支出，已使美国政府债务出现爆炸式增长。美国联邦财政赤字从2016年的5850亿美元连年攀升至2019年的9840亿美元，而2020年随着动辄数亿美元的财政救助支出，美国联邦债务创下历史新高。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20财政年度联邦政府支出增加47.3%，至6.5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激增逾两倍，总额超过3.1万亿美元，赤字占GDP之比跃升至15.2%，已是连续第五年增加，为19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至2020年11月末，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高达27.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134%。

  而眼下美国联邦债务的攀升还远远没有尽头。

  疫情肆虐之下，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面临食物危机和无法支付房租而无家可归。2020年6月以来，约800万美国人跌入贫困线以下，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失业人口仍超过1000万。

  1.9万亿美元，过分了吗？

  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于今年2月5日在发表了《拜登的刺激方案勇气可嘉，但也风险巨大》一文，引发很多民主党内部的争议。萨默斯曾担任比尔·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和奥巴马的高级经济顾问。

  萨默斯表示：“我也同意，就财政刺激而言，做得太少比做得太多的风险更高。”同时，他也直指1.9万亿刺激计划可能导致的严重问题：首先，是通胀问题。虽然存在大量不确定性，但规模如此巨大，接近二战时期体量的刺激方案很可能会引发这一代从未见过的通胀压力，对美元价值和金融稳定造成一定的后果。其次，是如何确保刺激政策不会在未来挤压关键性的公共投资空间。早在疫情之前，美国经济就面临着许多根本性问题，包括经济不平等、增长缓慢，以及基建、学前教育和新能源等所有公共领域的投资不足。

  简言之，萨默斯强调了“做更多”事情的潜在成本：经济上，存在通胀大幅加快和股市泡沫的风险；政治上，这可能会降低国会对未来采取财政行动以应对诸如基础设施支出和气候变化等长期优先事项的兴趣。

  对此，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接受CNN的“State of the Union”电视节目采访时承认，过快的通货膨胀是需要考虑的风险。但是决策者应拥有应对这种危险的工具。

  “作为财政部长，我必须担心经济面临的所有风险，”耶伦说，“最重要的风险在于，我们让工人和社区因大流行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而感到恐惧，我们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解决大流行和公共卫生问题，我们没有让我们的孩子回到学校。”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接受澎湃新闻电话专访时表示，尽管官方没有予以承认，当我们发现政府没有赤字的上限时，当前在事实上已经处于现代货币理论(MMT)的世界。而我们很难确切地事先确认这一点，因为人们的行为是可以改变的。但至少在当前央行们还没有承认。

  多位全球财经界专家向澎湃新闻肯定了无上限赤字会造成的通胀风险。沃尔夫还尤其指出由此也会将置包括美元在内的西方货币的可靠性于危险的境地。

  在沃尔夫眼中，现代货币理论(MMT)是凯恩斯主义一个相对极端的版本——药方就是继续扩大财政赤字，将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并且通过发行尽可能多的货币来将债务货币化，以确保政府获得融资。在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局以前，MMT长期处于宏观经济学的边缘。

  现任美国财长耶伦是凯恩斯主义的“传人”。耶伦的博士论文导师詹姆斯·托宾是凯恩斯学派的领军人物，她本人的学术研究也明显偏向凯恩斯学派，侧重于失业和薪资问题。

  加州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是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和金融危机理论最富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接受澎湃新闻书面专访时表示，耶伦的学养中无疑流淌着凯恩斯主义的“血液”。但他否认了现代货币理论(MMT)已在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说法。他认为更准确地说法应该是，许多成熟市场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救济和刺激措施以应对新冠疫情。而他们同样也意识到这些措施存在着极限，不可能这样永久地持续下去。而关于这个界限在哪里，以及这些措施应当持续多少时间的讨论，是很有价值的。

  埃森格林进一步强调称，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已达到极限——不仅利率接近甚至低于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也持续增长——这些都意味着当前的产能过剩和失业问题必须通过财政政策来解决。但是，这只是眼前的状况，并不代表未来也会如此。 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预算赤字必须重新缩小，货币政策也将重新发挥作用。

  “拜登经济学”会带来增长吗？

  拜登还未就任总统，就提出除总额1.9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外，后续还将推出3万多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可见，美国政府的巨额赤字和债务高涨仍在路上。

  在3月一场有关基础设施投资问题的会议上，拜登还试图用中国在基建领域的巨大成就，强调美国推进一揽子基建投资计划的紧迫性。

  据《华尔街日报》3月11日报道，拜登当天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一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4名参议员(两党)，向他们积极“推销”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计划。拜登表示，过去两党并未就基建问题进行足够的沟通，他希望现在就此与国会达成“某种共识”。拜登特别提到中国，以此证明美国加强基建的紧迫性。拜登表示，中国在铁路和电动车技术等方面进步迅速。

  在拜登与副总统哈里斯的政纲中明确提出，需要投资在现代化的、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的增长引擎上，包括道路桥梁建设，建设能源网和学校、通用宽带等等。拜登还计划直面气候危机，建立清洁能源经济。

  由于面临的相似的困境与政治野心，有评论将“拜登经济学”与“罗斯福新政”作比。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罗斯福时期的赤字规模与如今不可同日而语。

  在埃森格林看来，二者的可比之处在于都有志于将支出用于一些革新性的项目。如在拜登政府的方案中提出，为儿童提供助学津贴以及为工人提供职业培训等。

  沃尔夫也认可称，罗斯福仍然试图保持财政平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同样巨大的危机前，拜登政府希望成为像罗斯福一样激进(偏左)，且能为美国带来变革。

  “对拜登和他团队的人来说，罗斯福是他们的英雄。拜登显然将罗斯福视为榜样。”沃尔夫称。

  疫情之下，新经济也获得了长足发展。

  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与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原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接受澎湃新闻视频专访时则表示，因为新冠疫情所有人都不得不关在了家里，这样一来让很多本来根本不愿意去尝试新技术的人没有办法，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学习、了解和适应这些新技术。从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对美国社会，确确实实让全社会对于新技术和大数据等技术的采用和接受程度得到了意外的提升，从而为很多的高科技行业和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动力。基于这一群众基础推动进一步的升华创新，如此种种，都会对未来10年的生产率提升起到推动作用。

  债务膨胀的“拜登经济学”可持续吗？

  背负巨额债务的美国能否承受“拜登经济学”的财政负担？

  耶伦强调，“处于历史性的低利率环境，美国的财政余力仍存”。

  2020年美国国债的利息支付负担为3380亿美元，但长期利率一度降至0.5%。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算认为，2021至2025年的政府利息支出将控制在每年2700亿至2900亿美元。

  美债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和金融机构的安全资产有着长期且稳定的需求，造成长期利率处于较低水平。而据国际评级机构穆迪预测，受“拜登经济学”推动，长期利率到2022年将升至2.1%，2025年升至4.1%。而新冠疫情危机和“拜登经济学”将打破这种微妙的市场平衡，或有可能颠覆巨额债务得以持续的低利率环境。陈志武从美国的整个权力运作模式，意识形态以及现有的世界货币体系着眼，他认为美国的高债务高赤字仍然是可持续的。

  陈志武指出，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财政盈余仅是个例，财政赤字才是常态。而且从根本上，美国政府有一些财政赤字和债务是健康的状态，要改变美国靠赤字和国债来发展的模式很难。没有负债和财政赤字的国家，其政府往往容易出现权力失控。对于美国这样的社会，有财政赤字、国债，在正常的情况下就可以反过来对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张产生一些制约。美国政府每年都有财政赤字，总统就做不到用政府的钱去收买和讨好支持者。预计未来4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积极财政政策或许都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收敛。

  但他也从而推断，这在未来或许会制造一个局面——几年以后美国社会的思潮又会反过来——当拜登政府把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推到一个新高，或将反而为美国社会几年以后出现反国债、反赤字的思潮创造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