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笔者就撰文指出，全球竞争性货币宽松不可避免，其原因是美国必将货币宽松，而在美国宽松后其他国家若不跟着宽松将会吃亏。果然，此后美联储开始并不断地货币宽松，其他主要央行则亦步亦趋，且至今美联储的宽松已称是“无限度（Unlimited 或 Infinite）”，其他主要央行的宽松要么也同样称“无限度”要么准备要“无限度”。这种现象看起来不符合常理逻辑，但实际上如笔者去年中的文章所论是有其特殊逻辑的。本文将再论此特殊逻辑。

  就货币政策宽松的必要性而言，如果说在Covid-19疫情前还有争议的话，现在鉴于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巨大打击应该争议不大。可是就货币宽松的力度来说，要达到“无限度”的地步，无论是从哲学还是经济学的角度都是违反常理逻辑的。从哲学角度，常理逻辑告诉我们，虽然宇宙是无限的，但世上任何一种事物都有生命周期，其存在的空间与时间都是有限的。从经济学角度，常理逻辑告诉我们，货币流通量应与经济规模相适应，货币增量应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经济规模再大，经济增长速度再高也有限度，因而货币流通量与增量，进而货币宽松也应该有限度。所以，货币宽松的“无限度”如果不是形容词的话是与常理逻辑相背的。但美联储及其他央行并非文学组织也非研究机构，而是至关重要的货币政策当局，在其货币政策声明中使用“无限度” 之词并不是在形容甚么，而是在表达要切实采取的货币宽松方式。那么是这些央行不懂常理逻辑吗？当然不是，她们不是不懂，而是有意违反之，而有意违反又是基于有利于自身的两大特殊逻辑。

  第一大特殊逻辑是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不择手段，不惜牺牲长远利益。采取“无限度”的货币宽松，既使是货币宽松的边缘效益已经很小并不断减小，但总不会是0，所以对于短期的经济增长总能起到一定的提升作用。但“无限度”宽松的长远负面后果，即过剩流动性及其衍生的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和贫富差距拉大等后果也是显然的。可是，对于推行“无限度”货币宽松的央行来说，短期增长利益压倒长远发展利益。为何如此？各国政府都有任期，争取连任是首要政治目标，而若在其任内把经济搞砸了要想连任就不可能，所以必须不择手段并不顾长远后果地刺激短期经济增长。这在其他国家政府比较节制时可能还有所顾虑，但一旦其他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政府开启了先例后便会毫不犹豫地跟随。各央行虽名义上独立于政府，且确实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最终难以摆脱政府目标的制肘，所以“无限度”货币宽松就成了不择手段之中的手段之一。这就是各国竞争性地 “无限度”货币宽松的第一大特殊逻辑。这一特殊逻辑其实是不难识别的。

  第二大特殊逻辑却不那么容易识别，但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这就是，当今时代一国实行货币宽松，即增加货币发行，可以不仅对本国而且对他国征收“铸币税”。众所周知，在货币已与黄金及任何其他实物脱钩的年代，一国可以通过货币宽松几乎无成本地增加货币发行，而这些货币增量可在本国市场上购买商品/服务与资产，即对本国人民征收 “铸币税”。而如果此货币是一定程度上可兑换的，就也可以在他国市场上购买商品/服务与资产，即也可以对他国人民征收 “铸币税” 。此“铸币税”称之为 “国际铸币税”。这就是说，一国实行货币宽松可以无成本地获取他国的部分资源，即部分产品/服务与资产。与之相应，他国就被夺去了部分的本国资源，即被征了“国际铸币税”。当然， “铸币税”有自愿和非自愿之分，自愿 “铸币税”是货币增量与经济中的实际货币需求增量相符时的 “铸币税”，对经济是有益的；非自愿 “铸币税”则是货币增量超过了经济中的实际货币需求增量时的 “铸币税”，对经济是有损的。显然，如果货币宽松是 “无限度”的，那么肯定很大一部分的 “铸币税”是非自愿的，是有损经济的。则如果一国“无限度”地货币宽松，就可“无限度”地向他国征收非自愿的“国际铸币税”；而他国则将 “无限度”地被征收非自愿的 “国际铸币税”。此时有人会说，那他国也可实行货币宽松增加货币发行去获得他国的资源，即向对方国家征收“国际铸币税” 啊。说得不错，的确是可以，而这正是本文要论证的各国竞争性货币宽松的第二大特殊逻辑。

  各国央行对于第一大特殊逻辑并不大忌讳谈论，但对于第二大特殊逻辑就不会公开表明。但不公开表明不意味着心里没有，笔者认为各国央行决定货币宽松时对第二大特殊逻辑及其好处是心知肚明的。

  那么大家都按这两大特殊逻辑实行货币宽松，不是就打平了吗？

  的确，如果各国的货币可兑换能力相同，且各国的商品/服务与资产的可交换性同样，则多国同时货币宽松，大家互相更多地购买对方的商品/服务与资产，那么就打一个平手。其结果，各国都或相应地增加生产，促使经济增长加快，或生产能力跟不上而导致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各国的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可兑换能力是不同的，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是硬通货，发行出来就有市场需求，美国就能轻松地无成本获取他国资源，即对他国大征 “国际铸币税”。欧元、日元及其他发达国家货币也是强势国际性货币，发行出来也有较强的市场需求，也能在他国买到相当的资源，征到相当的 “国际铸币税”。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货币，虽也大部分可兑换，但市场需求要弱很多，发行出来后要对发达国家货币较大程度地贬值后才会有市场需求，因而在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购买资源，进而征收 “国际铸币税”的能力便弱很多。而且，各国的商品/服务与资产的可交换性不同。就商品/服务而言，当前发达国家是以不容易交易的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是以容易交易的商品为主的经济体，发达国家在新兴与发展中国家购买商品易，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购买服务难。就资产而言，理论上可互相购买，实际上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能否购买上有主导权，且资产购买需巨量资金，发达国家有实力购买并控股，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实力较弱难以购买更难控股。

  鉴于上，虽然竞争性货币宽松对各国都是必然，最终的后果依然是发达国家所获利益更大，特别是美国获利最大。这就是竞争性货币宽松发端于美国，而欧洲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立即跟随的原因。

  尽管如此，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也应该采用竞争性货币宽松的两大特殊逻辑，否则损失更大。起码，竞争性货币宽松后本国经济增长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时推高国内通胀水平，使得发达国家货币宽松所释放出来的货币购买力降低，减少被夺去的国内资源的数量，即减小被征“国际铸币税” 的数额。但这还不够，还需加上其他措施保护本国利益，如限制某些本国商品/服务的出口和资产的出售，同时控制本国货币的贬值程度，以在一些重要领域拒交 “国际铸币税”。

  我国是一个特殊的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局面更为复杂，需要更高的应对智慧。首先，必须加入竞争性货币宽松的行列，其理由即逻辑上面已述，否则不但经济增长的优势将失，而且更多的商品/服务与资产资源将被他国无偿夺去。通过竞争性地货币宽松争取经济增长达到应有的高度，并将国内商品/服务与资产的价格提升上来以防止他国的廉价购买。除此之外，我国还应与其他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一样，控制资源与关键性产品的出口，也限制资源与关键性行业的资本开放；同时，控制好人民币汇率。这在一些人眼中可能是对外开放的倒退，但在他国已不按常理逻辑出牌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要拘泥于书本上的线性式开放，而应该做到长远开放方向不变，短期开放节奏因时因地制宜，该开的时候开，不该开的时候不开甚至关闭；该开的领域开，不该开的领域暂时不开甚至关闭；对该开的对象开，对不该开的对象不开甚至关闭。另一方面，应切实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增强我国向其他国家反征“国际铸币税”的能力，以减少在全球货币宽松竞争中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置自身于不败之地，且对外开放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