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无疑是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未来世界面临的最大变数是特朗普主义的走向。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特朗普在选举期间以及当选之后发表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谈话，如对中国产品征收35%-45%的关税，以及退出TPP、反对《巴黎协定》和《伊核协议》等。

(2)特朗普的幕僚和政治顾问也充斥了强硬的极右派人士，如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白宫幕僚长普里伯斯、总统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政治顾问叶望辉、财政部长史蒂芬.姆钦、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环保署署长斯科特▪普鲁伊特、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劳工部长安德鲁▪普兹德。

可以想见，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保护主义思潮将迅速膨胀。问题是，保护主义果真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吗?笔者在《特朗普的保护主义，首先刺伤的是美国自己》的分析中给出了否定性答案，并且预言美国如果解决不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矛盾，很有可能会依凭武力对外扩张以转移国内矛盾，这像历代欧洲列强所走的道路一样，从而导致纳粹主义的复兴。

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认识这一点，这里再次从经济增长的基础以及路径选择中对特朗普主义所潜含的风险作一说明。

经济学中对经济增长的真正关注是在古典经济学，因为古典经济学之父斯密就是以财富增长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与现代经济学存在根本性不同。

事实上，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古典经济学致力于解决物质财富的匮乏，不仅从劳动投入角度来建立价值理论，而且从基于劳动分工角度构建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推动论。但与此不同，边际革命以降，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个体需求的满足，不仅从效用最大化角度来建立福利理论，而且从当下的有效需求不足来构建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理论。正是基于投资和分工的视角，古典经济学强调了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重要性。

由此，我们就可以展开一系列层次的分析：(1)劳动分工和迂回生产往往都以不断积累的资本为基础;(2)资本往往来自没有消费掉的储蓄，经济快速增长依赖于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3)储蓄率往往与社会收入分配有关：收入差距越大，储蓄率越高;(4)剩余产品必须投入到生产中才能对生产效率和财富创造起到积极作用，而这又与生活制度和企业家精神有关。

基于上述思维逻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而也可以理解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张为何会导致西方世界走上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道路。尤其是，基于本文的分析，我们将可对美国大选总统特朗普可能推行的政治经济政策展开深层次的审视：特朗普主义会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吗?事实上，特朗普一系列的言行及其智囊构成都表明，他奉行的是基于法、术、势相结合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从而不会受制于现有国际规则和道德规范;相应地，他会充分利用“势”来获取美国个人利益，为达目标会不惜实行以邻为壑的政策，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和战争手段。

一、为何应该重视储蓄而限制奢侈消费?

古典经济学把资本视为实行劳动分工的交换经济的必要基础：没有事先积累的资本，分工就无法进行;同时，随着分工的深入，就必须有更多的资本与数量和生产率都在增加的劳动相配合。斯密就写道：“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以前。预蓄的资财愈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细密，而分工愈细密，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因此，古典经济学高度重视剩余产品，认为一定的剩余产品是财富创造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些剩余产品也就是社会再生产中的资本。

相应地，罗斯托也指出，一个经济要起飞，必须将生产性投资从5%或更低水平上升到占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净值的10%以上。同时，生产方式的迂回延伸也就意味着需要生产更多的生产资料(或资本品)。承袭这一思路，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规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会呈现优先增长的趋势;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最后是消费资料的生产。

那么，不断积累的资本从哪儿来呢?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是先前的储蓄，是节制花钱的结果。也就是说，剩余产品是生产出来而没有被消费掉的劳动产品，它投入到社会再生产中就转化为资本。尤其是，在早期社会，促进生产性借贷的金融中介还没有成熟，国际资本流动更没有普遍，一国的经济增长往往就有赖于国民的储蓄。为此，早期古典经济学也就高度评价储蓄和投资，而反对奢侈性消费和仪式性浪费。

事实上，尽管桑巴特等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归功于奢侈性消费，因为大规模的工业主义首先发生在丝绸和其他布料等奢侈部门;但是，大量的证据表明，奢侈品需求在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不同阶级中也存在像在欧洲人中类似的扩散，为何中国等东方国家和地区没有自发产生这类资本主义工业化呢?韦伯强调指出，资本主义发展根源于新教革命，而新教伦理的根本特征就是禁欲和苦行，这种禁欲导致了剩余产品的大量出现并投资到新的生产中去。而在宗教动力转化为经济动力后，西方主义世界所呈现的奢侈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期的资本积累以及殖民掠夺所带来的更多资源和奴隶。

基于对历史的观察，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也指出，“经济预期面对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包含着一个规则，必须保持资本储备。那些遵从这一规则并且同时节约它们劳动能力的人，当然也能够在未来所有时间里保持同样的福利状态。一个对未来很粗心的人，不能想象个人对未来的需求。”

更进一步地，即使在现代社会，重视储蓄的理念也不陌生。据说哈佛大学第一堂经济学课就教两个概念：(1)花钱要区分“投资”行为或“消费”行为;(2)每月先储蓄30%的工资，剩下来的才进行消费。结果，哈佛教导出来的青年人，把每月储蓄的钱当作是一项最重要的财务目标，只准超额完成而绝不能减少，从而在后来的生活中都很富有。事实上，剩余产品的大量存在意味着较高的储蓄率，每一代人所消费掉的产品要小于其所创造的财富;进而，只有这样，人类社会的生产率和福利水平才能不断提高。

奥地利经济学家维塞尔写道：“人类经济史开始于一种剩余，这种剩余不仅仅源自未开垦土地的自然力量，同时也源自所需要的蛰伏的人类力量。” 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隆纳也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存在剩余，它使得原始部落向文明社会迈进”。进而，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依据经济发展阶段而探究了不同类型的主导融资方式，包括私人的商业银行、政府的投资银行以及国家的直接补贴等。

二、经济起飞时资本积累方式有何差异?

一般地，经济越是落后，劳动力越是充足;相应地，资本与收入比β就越小，储蓄率s对经济增长率g的影响也就越大。事实上，任何社会为了推动经济起飞，都以获得足够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就经历了一个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按照彭慕兰的分析，西欧在工业革命之前所积累的资本并不比亚洲或其他地区更多，在19世纪之前，中国的人均收入不仅高于整个欧洲，甚至也领先于西欧。

那么，它又是如何积累起原始资本的呢?一般地，这有两大来源，并且都与暴力相伴随：对内开展类似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对外则进行殖民扩张。一方面，西方诸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实行“强制性储蓄”政策促进经济的迅猛发展，这种政策要求国家对低收入群体征收高额税费，通过榨取足够的税收投资于工业化。例如，英国政府就利用间接累退税向大金融投资商支付高额利息，而这些间接税主要来自低收入阶层。

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的分析表明，英国政府所支付的利息款约有80%直接给了伦敦的金融投资商，而通过累退税低收入阶层支付了50%-60%的利息款，在1715至1850年期间，大约有5%的国民收入从贫穷的工人阶层或中低消费阶层转移到了富裕的金融投资商身上，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种再分配的资金总额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9%。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时期欧洲的最低收入往往比其他地方更高，因而西方社会的资本结余根本无法满足投资的需要;于是，西方又积极开展殖民政策，不仅从美洲以及其他地区掠夺了大量的货币以满足生产投资的需要，而且还借助奴隶贸易等在美洲生产大量的廉价产品供欧洲消费。据统计，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殖民掠夺了总值为10亿英镑金币，其中英国仅在1750年到1800年间就从印度掠夺了1亿到1.5亿英镑金币。货币的流入大大降低了投资成本：英国的利率在17世纪90年代是12%，到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时为8%，而到1732年已经下降到了3%;相应地，英国公债的利率在17世纪90年代为7%-14%，到1704年-1714年间为6%-7%，到18世纪30年代为5%，到1750年则进一步下降到3%。

与此不同，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多诞生于不发达的穷国，为了快速实现资本积累过程，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实行价格差和利率差等政策，以促使资本从农业大量流向工业。同时，为了弥补工业生产中极度稀缺的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还采用,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指的三种方式——牺牲、延期和忽视消费——来最大程度地供给剩余产品，见表1。所谓牺牲，永远放弃了一种不会积累的需求的满足，以现时较少的消费代之以较多的投资，如少吃黄油以增加出口，换回外汇购买机器。延期是指，放弃了应属于现在的存货形式(通常是消费资本形成)，但并没有彻底放弃，行为只是被延期，将问题留给了下一代。忽视是指，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放弃现在的消费(流量)或现在消费资本的形成(存货形式)，这种方式不仅意味着未来的负担，而且直接导致损失，如忽视教育。

显然，三种战略带来的长远影响是不同的：通过牺牲(减少消费黄油)，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某些要求，而下一代却在这方面安然无恙;通过延期(如推迟公共设施建设)，就会给下一代造成巨大的负担，但公共设施等可以在将来不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建立起来;但由于忽视，如在10年或20年内没有培养足够数量的教师，社会文化将遭受不可弥补的伤害。

三、经济快速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为何相伴随?

一般地，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致也就是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时期。这已经为各国经济发展史所证实。究其原因，经济高速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投入依赖于高储蓄率，而较高的储蓄率有两大基本来源：(1)全民较高的储蓄倾向，这与社会文化和风俗有关，如注重家庭的儒家社会就有较高的储蓄倾向;(2)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财富愈集中，往往使得社会储蓄率越高。显然，在储蓄率相对稳定的同一社会中，储蓄率的高低就与收入差距有关。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就指出，贫富不均对于资本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收入被广泛地分配，它就有可能被消耗，但如果收入能够集中流入富人的腰包，那么其中一部分就可能作为积蓄，并作为投资。”譬如，在西方资本主义起飞和经济大发展时期，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系列有助于劳动收入分配而提高储蓄率的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1)西欧社会长期实行长子继承制，这一方面有助于财富的继承和积累，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其他子孙努力开创新的事业;(2)工业革命所推行的“圈地运动”则不仅为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而且还进一步造成整个社会的收入分化;(3)西方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和世界市场而发展的战争也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进而有利于资本积累，因为它把财富教导了特别有可能为了最大利益而进行再投资的富人手中。

同样，这种情形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得到鲜明呈现：一方面是经济的迅猛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很大程度上，这反映出经济快速增长的无序性，而收入分配不公则是无序性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

事实上，在一个国家的收入中，资本利润(企业主所得)占有的比重越高，劳动工资份额就越低，从而就会有越高的财富积累率。为此，无论是李嘉图还是马尔萨斯都不主张工人获取国民收入的更大份额，其理由是，工人们将会花光所有的收入，从而导致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下降。在实践上，从重商主义直到古典主义早期，西方诸国的劳动工资都非常低，资本积累率则相应很高，从而有利地促进了工业革命的持续推进。

基于这一现实，马克思经济学也指出，随着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富有的具有较高储蓄偏好的资本家手中，资本主义的储蓄率就会不断上升;相应地，这就导致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进而进一步引入机器设备和技术发明而进行扩大再生产。

同样，尽管最近几年中国的储蓄率在50%左右，但居民储蓄率只是20%左右。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储蓄主要来自政府和企业而非居民，而其中收入分配不均显然起到重要作用。当然，收入差距也应该被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否则就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扩大，最终必然会引发经济危机。

四、相似收入差距下的经济发展速度何以不同?

古典经济学认为，一个社会要取得经济快速增长，关键是要有足够的剩余产品和较高的资本积累率。进一步地，剩余产品要转化为资本并对生产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本上还在于投入到生产和再生产之中。穆勒就写道：“无需直接对劳动者的食物做任何事情，只要有人将其一部分财产(不论是哪类财产)从非生产性用途转变为生产性用途，就会使生产性劳动者消费的食物增加。由此可见，“资本”与“非资本”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商品的种类，而是取决于资本家的意向，看他将其用于何种目的;任何一种财产，不论多么不适合于劳动者使用，但只要这种财产或得自这种财产的价值用于生产性再投资，它就是资本的一部分。由各个所有者指定用于生产性再投资的全部价值总和构成了国家的资本。”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现象：在封建时代，收入差距往往非常之大，但为何没有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呢?可行的解释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因为富人可能会将大量财富用于奢侈性消费，从而也就形成不了很高的资本积累。海尔布隆纳就比较了早期朝贡社会中的剩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前者呈现出“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属性，主要被用于奢侈消费、维护和部署军队，建造宗教大厦或者仅仅用于炫耀，后者则被当作为聚积更多财富的工具。

就古代中国而言，尽管黜奢崇俭一直是古代中国的理论教条，但上层统治阶层却常常过着醉生梦死的浮华奢侈生活，这导致大量的财富被少数人消费掉，乃至17世纪到19世纪大量白银从世界各地流入中国也没有被用于生产领域。

同样，在印度这样盛行禁欲主义的国度，尽管人们倾向于节制目前的享乐，甚至以极大的自我牺牲而积累出巨额款项，但是，他们将这些储蓄主要也不是用于生产领域而是婚丧之类的排场上，这类似于古代中国社会。由此推之，剩余产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这些剩余产品的投向。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存在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但经济发展状况却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形：一些国家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在于它将剩余产品投放到了再生产之中;相反，另一些国家却并没有取得高速经济增长，也就在于富裕阶级将大量财富用于奢侈性消费。

譬如，在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拉美诸国和菲律宾等国的经济却停滞不前，尽管它们的收入分配也存在严重不公，特权阶层占据了大量财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古典经济学的简单回答就是：在中国社会，剩余产品主要被投向了新工厂、新设备和更多的教育;而在菲律宾等国，富人则把大部分剩余产品用在了奢侈性的消费中。

同样，我们也可以审视欧洲国家在地理大发现过程中的不同发展路径：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国家也从美洲新大陆掠夺了大量财产，却没有走上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究竟在于，这些国家依然沿袭传统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西班牙人将获得的财富用于购买消费品，用于支付军人和武器费用，而不是投资生产，以致财富的增加往往只是招致更大规模的腐化和矫饰。为此，美国罗马俱乐部战略学家兰德斯就强调，“财富不会比工作好，富裕莫过于劳动所得”，“因为西班牙有了太多的钱，它变得贫穷，或者说保持了贫穷。”

此外，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种情形：挪威等北欧国家的收入分配显得非常均等，但经济增长势头也一直不错。为什么呢?就在于良好的社会关系使得这些国家同样拥有很高的资本形成率，从而就为经济增长夯实了基础。

五、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为何会出现大量出超?

各国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往往呈现出国际收支出超而不是入超，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如此，目前中国也是如此。这种现象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是相悖的，因为根据后者，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机器和技术等，从而必然是收支入超。

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我们可以基于两方面作一审视。第一，从必要性看。如果较高的储蓄率源于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那么，随着剩余产品的扩大和累积性生产的持续，消费就必然会越来越跟不上生产的增速，从而产生相对生产过剩。既然内部需求不足，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就只能求助于外部需求。第二，从可能性看。与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相关联的就是收入分配不公：企业主的利润瓜分了大部分劳动价值，而工人只取得非常低微的工资。显然，劳动成本低使得该国商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得以持续向国际市场倾销其廉价商品，从而就会出现大量的国际贸易盈余。这也正如当前中国社会所显示的。同时，大量出超也意味着，经济快速增长往往依赖不断拓展的海外市场。

事实上，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就是充分了利用发达国家对中国等的经济封锁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闭关所造成的市场空间。同样，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也是充分利用了海外市场：2002-2011年十年间除2009年外，出口平均增速保持在25%以上;中国出口在全球占比从2000年3.5%上升到2010年9.2%，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进出口贸易国。

从历史上，那些率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无论是在重商主义时期实行保护政策还是在古典主义时期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目的都在于扩大海外市场。李斯特就写道：“任何国家，如果依靠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和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

事实上，重商主义时期的欧洲各国，一方面授予外贸公司垄断特许权，并控制国内商业活动的自由进入以限制竞争;另一方面则施行殖民化和殖民地贸易垄断政策，限制殖民地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此外，欧洲各国还大力发展航运事业来保障殖民地对宗主国原材料的低价供给，并严格限制原材料出口。同时，源自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致力于宣扬国际自由贸易，根本上就是与英国的经济地位相适应的：自从英国取得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之后，在国际贸易中也就处于优势地位。更为甚者，英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源自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而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又是随着海外市场的拓展而获得规模经济的结果。所以，贾根良等说，“自由贸易不是英国强大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六、如何理解武力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后盾?

从历史上看，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这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来众多和开拓海外市场：(1)通过武力胁迫打开外部市场，以国家力量为经济扩张服务，显然，这是霍布森所谓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并充分表现在重商主义时期;(2)通过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开拓市场，以谈判和软实力来打破贸易壁垒，显然，这有利于生产率较高的发达国家倾销其廉价商品，并主要发生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和新古典经济学时期。欧美经济发展史表明，为了获得海外市场，率先发展起来的欧洲列强，都曾在经济手段之外积极发展军事力量，以武力为后盾来为商业和贸易开路。

尤其是，在整个重商主义时期，西欧各国都试图争夺和控制殖民地和其他海外市场，为此，建立庞大的舰队和大型商船队，并且，取得殖民地以及航运的控制权最终都是依赖战场上的胜负。譬如，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并为其工商业发展保驾护航后，英国的工业才得以取得飞速发展，发展到18世纪中叶就在商业和制造业方面都居世界第一位;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的工商业也就不仅可以而且需要摆脱国家保护，政府的行为反而束缚了自身的竞争灵活性。所以，彭慕兰说，“现代欧洲早期的政治经济——特别是代价高昂的长期军事竞争——在造成欧洲独有的海外商业扩张中起的作用可能大于企业家才干，或是大于对异国商品的好奇心本身。”

很大程度上，西欧列强开拓海外市场就是应势利导地依靠军事实力和自由贸易两种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就是相辅相成的，这集中体现在与中国的近代交往过程中。面对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当自由贸易无法获得期望的利益时，西方列强就决意凭借武力打开市场壁垒。事实上，至少直到19世纪初，中国一直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都更先进。西方世界得以兴起的根本原因就是，通过强迫美洲人给他们开采白银，进而通过向美洲人销售欧洲制造的低质产品而获得更多白银，然而用白银来购买亚洲尤其中国的高档制造品。

有学者就写道：“对远东贸易的一般方式是，用开往中国的商船转运欧洲货墨西哥出口的白银……在中国用白银交换黄金和商品，然后再把这些东西输入到因素，用这种收入再购买运回欧洲的货物。”

同时，由于特殊的生活习惯，中国人往往更青睐传统手工业品而不需要西方的机械制造品。譬如，大多数中国底层劳动者不喜欢穿洋布而穿土布，因为土布更不容易穿破，而且在冬天更暖和。这样，在中国与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欧的国际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顺差状态，而且顺差之数非常巨大，当时美洲新大陆全部白银的1/3到一半左右最终都流入了中国。白银通过世界贸易大规模地流向中国，这对西欧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中国对白银的大量吸收，保障和欧洲各国在新大陆矿业的高额利润，进而维持西欧各国的运行;另一方面，白银通货远远不断地流向中国，也导致西方世界最终出现了白银短缺和物价高涨，进而严重制约了工业革命下的生产投资，乃至引起整个西方世界的紧张和不安。

正在西方世界为此坐立不安之际，却发现很多中国人有吃鸦片的嗜好;于是，不顾西方原本对鸦片贸易的法律禁令和道德抨击，英国政府决定在印度大量种植鸦片，再卖到中国以换回白银通货。这样，当时的世界贸易就形成了大小层次的两个三角循环(见图2)，其中，实线表示商品流动，虚线表示白银(货币)流动。当中国政府发现鸦片对人们的身心严重危害而决定打击和禁止这种鸦片贸易时，西欧列强为了获取金银通货就致力于维护这种不道德交易，甚至不惜诉诸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中国庞大的内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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