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着不可贸易品价格过高的难题。这当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纠正货币价值(人民币)与过高的本币资产价格之间的过度背离。这两者的背离本质上根植于实体资本回报率与昂贵的资产价格之间的冲突。如果既想靠金融杠杆托住高企的资产价格，抬高经济运行的成本，又想获得一个产业投资回报率的上升趋势，这比提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还要难。货币价值(汇率)与过高的资产价格之间实现均衡的路径，中国会如何选择？我们需要让两者尽可能走向收敛，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产业托不住金融地产

　　现在，在上海精致一点的餐馆吃顿饭，大概比东京同档次餐厅要贵30%-40%；杭州凯悦的行政房间住一晚的房价可以在台北住三个晚上。

　　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比较清楚，就是整个产业部门现在已经托不住昂贵的金融地产。产业资本的生产率提不上去，资本边际报酬率(MPK)掉得很厉害，是因为金融地产在经济中所收的租太高了，某种程度上讲，把整个产业耗干了。如果把经济分成两个部门，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那么，不可贸易品对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变得非常贵。

　　1989年的日本也是这个情况，用日元计价的国内财富，那时也可以把全世界很多东西都买回来。接下来日本二十多年里经历了一个非常深的资产通缩。日本有运气不好的一面，也有幸运的一面。从运气不好的一面来讲，日本赶上了全球化的浪潮高点。在20年中不断有新兴经济体加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最开始是东亚的“四小龙”“四小虎”，然后是苏联解体，当然最主要的是2001年之后中国的“入世”，致使这么多低成本要素体融入全球经济的范围之内。

　　它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什么呢？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提高非常快，所以可贸易品的价格，在这二十年中间是不断往下走的，某种程度上放大了不可贸易品相对价格的扭曲，也加剧了日本后来资产通缩的剧烈程度。

　　当然，日本也有幸运的一面，它的资本输出做得好。在这20年间，大量的资本输入以中国为中心的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从宏观上讲，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对冲交易结构，最大限度地吸取了全球化扩张的红利，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对冲了国内经济的收缩。所以日本的GNP在20年中并没有萎缩，虽然比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稍微差一点，但也不弱。一直到2012年，日本经常项目的盈余还比较健康。当然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变化，直接的因素是中国经济的显著减速。

　　中国今天也面临着不可贸易品价格过高的难题。这当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纠正货币价值(人民币)与过高的本币资产价格之间的过度背离。这两者的背离本质上根植于实体资本回报率与昂贵的资产价格之间的冲突。如果既想靠金融杠杆托住高企的资产价格，抬高经济运行的成本，又想获得一个产业投资回报率的上升趋势，这比提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还要难。除非出现“杀手级”的产业革命，新兴产业呈现集群式迸发，但是这样的场景仍难以看到。

　　从全球历史的经验看，汇率和资产价格之间的调整过程有两个极端的个案。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罗斯。我们看到，日本在1990年后的20多年中，日元对美元一直是相对强势的状态，日元兑美元基本上在80-120区间波动。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日本国内资产价格，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资产通缩。

　　另外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俄罗斯。2011年是商品周期繁荣的顶点，莫斯科的房价换算成美元的话，在全球国际化大都市中，应该都是非常贵的。到现在，以卢布计价的莫斯科的房价，比2011年又上涨了10%。但是这5年中，卢布兑美元跌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