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创下5178点的阶段高位之后，A股经历了三轮暴跌，仅从股灾期间来看，监管层采用的应对措施可圈可点，多方都在股灾期间为资本市场有所支援，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从整个牛熊周期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监管层的过失并不是在熊市过程中，而是存于股市的上涨过程中。牛市期间市场在没有上涨理由情况下非理性的上涨，导致股市中产生大量泡沫，成为股市暴跌的定时炸弹。

　　应对措施的迟滞让很多市场人士感到不满，认为一行三会如果合并的话，效果会更好。但从整体上来看，一行三会若合并之后，新型的监管机构层级或会更为复杂，机构内需要协调、处理的事项将更为繁杂，内设的部门结构或许将形成“换汤不换药”的局面，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方面。

　　当务之急，“一行三会”需要对内部结构进行重整，在不影响各会独立性的情况下，加强三会内部沟通，以应对业务交叉领域、从事混业经营、进行金融创新的金融行业。这也要求各个监管机构、行业协会、各地监管部门需要联合制订一系列的风险应急预案，并要求被监管机构要做好自身的风险控制并定期上报，例如信息披露、内部经营情况、存在的不良率、坏账等。

　　因此从整体来看，监管层对市场出现暴涨涨跌的监管是失职的，缺少对证券市场秩序的有效监管，没有在非理性上涨出现萌芽时就找准痛点，最终导致股灾发生。现在来看，尽管当时各种救市方式治标不治本，并且有可能产生后遗症，但如果当时不采用各种救市方式，A股的跌幅可能会逼近1664点或更低，不仅会对股市造成沉重打击，更会直接影响到中国金融秩序和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根基在于实体产业发展的稳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先来后到，需要共同稳定。实现稳增长，需要通过政府指引，开启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未来实体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稳定资本市场，则需要不断修改、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让市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公平、公正。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大量投资者利益受到了侵害，大量投资者难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国外，证券领域的公益诉讼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为当地市场中小投资者提供了相应的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指出，“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从消费者范畴上，购买基金等新型金融产品或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的中小投资者都属于金融消费者，这也意味着中国法律为证券投资的公益诉讼以保护股民权益提供了可能。在监管部门监管趋严的情况下，非常有必要推出证券投资领域的公益诉讼制度，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让因资本市场企业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导致利益受损的投资者能够集中起来，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证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主要的贡献在于融资，融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IPO上市，也就是上市募集资金;第二种是再融资，即通过证监会审核、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后增发股份;第三种是股权质押，是公司将股权质押给融资机构取得资金，在规定时间内需要连本带利全部还清。但从市场投机氛围来看，一部分资质不良的企业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圈钱，严重侵害了投资者的权利，对实体经济发展起不到实际作用。

　　在证券市场没有恢复到稳定的情况下，T0、取消涨跌停限制等都可能不会轻易实施，需要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等进行更为慎重的分析，而且监管部门的上级领导要对此极为慎重，不能为了学习国外发达的资本市场而改变中国资本市场，而是要结合自身、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将不断更新、改善的交易制度一步步推出。

　　宋清辉著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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