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定价体系重构与期货市场制度型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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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重塑。地缘冲突的常态化不仅冲击物理供应链,更在底层动摇了传统的定价逻辑。在这一变局中,中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化进程正在加速——从价格授权到跨境交割,从品种开放到规则接轨。核心命题不在于交易量的跨境扩张,而在于能否为全球大宗商品贸易提供一个真正被使用的、以本币计价的定价基准。
定价体系的结构性松动与期货国际化的窗口
2026年2月底爆发的中东地缘冲突,将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定价变量。这条承载全球约20%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的咽喉,冲突爆发后通行量骤降,国际油价一度逼近每桶120美元,暴露了现有能源定价体系的深层裂痕。
传统石油美元体系形成于1974年,其核心在于计价权、结算权与储备职能的闭环咬合。今天这一闭环面临两条同时作用的裂缝:一是贸易流向的结构性偏移,沙特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已是对美出口量的四倍以上,中东原油的物理流向早已东移,但计价货币的惯性尚未同步调整;二是结算路径的多元化探索,部分能源贸易开始寻求非美元的结算安排。在第三方能源贸易中,本币结算也在起步——2025年10月,俄罗斯石油贸易商要求印度国有炼油企业将部分原油贸易的结算货币从卢比转为人民币,底层动力在于卢比缺乏可兑换的出口渠道,而本币能够直接用于采购中国的机械设备与工业品,这一功能性差异推动了结算路径的迁移。
当一笔原油贸易的合同价格仍然锚定在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或布伦特原油(Brent)的美元报价上,即便最终以本币支付,定价的风险敞口、对冲的工具选择、基差的形成机制,仍然在美元体系内部运行。定价能力的核心,不在于有多少贸易以本币支付,而在于有多少贸易以本币定价。从“结算货币”到“定价货币”的跃迁,需要一个具体的载体:一个以本币计价、被国际参与者实际使用且具备足够深度和透明度的期货市场。
价格输出:从“参考对象”到“合约基准”
中国期货市场价格向境外输出的探索并非始于2026年。2023年11月,大连商品交易所与马来西亚衍生产品交易所签署豆油期货交割结算价授权协议;2024年,挂钩大商所豆油期货的合约在马来西亚上市,首年成交10.09万手,价格相关性超过90%。2025年,日本大阪交易所上市挂钩上期所天然橡胶期货的合约。
2026年的突破在于,这一路径从区域性尝试进入了向全球核心定价中心输出基准的新阶段。6月,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签署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授权协议;10月,LME正式推出以上期所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为基准的期货合约,以美元计价并采用现金结算。这是我国金属期货价格首次通过结算价授权形式,应用于境外成熟期货交易所挂牌的合约。
热轧卷板是中国产量和出口量最大的板材品种,2025年产量3.25亿吨,出口量2152万吨。上期所热卷期货已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板材类期货,日均成交量约70万手,其价格已逐步成为亚太、中东、北非、南美等地区进口中国板材的重要定价参考。结算价授权使这种参考关系从贸易惯例中的“软约束”,变成了合约规则中的“硬基准”。从豆油到橡胶再到热卷,中国期货价格输出的递进逻辑是清晰的:从周边市场到成熟市场,从农产品到工业品,从“授权使用”走向“基准嵌入”。
实物闭环与投资者结构的国际化
价格输出的另一端,是交割网络的跨境延伸与投资者结构的开放。
在实物交割层面,2026年6月,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拟以20号胶期货为试点开展跨境交割,首次将交割服务延伸至境外产区。上海市委金融办在《加强期现联动提升有色金属大宗商品能级行动方案》中进一步明确,要“积极探索跨境交割,推进交割服务‘走出去’”。跨境交割的实质不在于交割量的大小,而在于流程的完整性:本币计价的期货合约、境外标准仓单的生成与流转、跨境交割涉及的国际收支申报、汇率避险,以及为境外交割库运营主体提供信用增级安排。这些环节一旦打通,期货价格的本币计价功能就从合约层面延伸到了实物贸易层面。
在投资者开放层面,期货市场的制度型开放正在从“少数品种试点”走向“全品种、规则对接”。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特定品种已增至38个,覆盖能源、金属、化工、农产品等多领域。境外交易者客户权益突破500亿元,较上年末增幅显著;在国际铜、20号胶等多个品种上成交量占比超过10%。合格境外投资者(QFI)可交易期货期权品种已超过100个,上期所基本实现全品种对QFI开放。这种开放逻辑的变化在于,从早期的通道开放转向规则开放,统一结算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成为更优先的考量。
在黄金这一具有货币属性的特殊商品上,上金所在香港启用境外指定交割仓库,并与港交所探索“实物联通”机制。上金所提供在岸实金池与实物信用,港交所提供离岸交易与清算平台,上期所黄金期货提供场内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工具。三者互联使本币计价资产的闭环有了真实的实物锚定。
行业承载力重塑:期货公司监管新规的深层逻辑
期货国际化的推进对行业的承载能力提出了同步要求。我国目前约有150家期货公司,同质化竞争严重,行业总资产规模与银行、证券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一个以通道经纪为主要收入来源、资本厚度有限的行业结构,无法支撑境外产业客户对跨境清算、场外衍生品设计和实物交割的复杂需求。2026年9月修订发布的《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正是对这一结构性短板的制度回应。
新规的核心变化可以概括为“分类持牌、资本约束、业务归位”三条主线。第一,业务重构与资本阶梯挂钩。新规将期货公司业务划分为基础类(境内期货经纪、交易咨询)和交易类(做市、资管、衍生品),设置从1亿元到10亿元的阶梯式注册资本门槛,从事两项及以上交易类业务的机构需满足10亿元标准。其实质是用资本门槛区分业务边界,把风险承载要求更高的业务与机构的资本实力直接挂钩。第二,做市与衍生品交易“回表”母公司。此前这两类业务多由风险管理子公司以备案方式开展,母公司层面的资本约束和监管穿透相对有限;新规将其收归期货公司持牌经营,由证监会实施许可准入和行政监管。这意味着,期货公司如果要在本币计价的大宗商品风险管理中承担核心中介角色,风险承载的主体必须是持牌法人本身。第三,穿透监管与治理升级。新规强化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的穿透监管,要求合规与风险管理体系覆盖所有业务活动。
新规对行业格局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资本门槛的硬约束正在倒逼并购重组,推动资源向头部集中。这一轮行业重塑的意义,不在于简单的数量减少,而在于使期货行业的资本厚度、治理水平和风险承载能力,与期货市场国际化所要求的服务复杂度相匹配。
金融监管统筹框架:工具、平台与服务的三层推进
期货国际化的制度支撑,不仅来自行业监管,也来自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对金融工具、金融平台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统筹。上海市委金融办近年的政策实践,提供了一个值得审视的样本。
在金融工具层面,统筹的重点是补齐风险管理链条的关键缺口。上海明确提出“探索开展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试点,丰富汇率避险工具”。如果企业能够以本币计价的价格完成商品套保,却仍然只能依赖场外远期或境外工具管理汇率风险,那么本币计价的风险管理闭环就是断裂的。外汇期货将使“商品套保+汇率避险”在同一境内市场框架内完成。与此同时,上海推动商品期货结算价授权更多境外交易所,加快推出液化天然气等商品期货和期权,从工具端扩大应用载体。
在金融平台层面,统筹的核心是打通期现之间、境内外之间的基础设施连接。《加强期现联动提升有色金属大宗商品能级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现货交易场所通过大宗商品清算通开展资金清结算,“在境内清算基础上逐步探索扩大至跨境人民币领域,形成‘跨境交易+跨境清算通’模式”。方案鼓励金融机构和大型商贸企业使用期货及场外衍生品合约进行套期保值,鼓励生产贸易企业以期货价格或现货价格指数为基准进行贸易结算。这一设计的意图,是让期货价格从交易所的屏幕走进现货合同的定价条款,使“上海价格”成为可操作的商业基准。
在金融服务层面,统筹的重点是培育能够承接国际化需求的市场主体生态。上述方案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有色金属场外衍生品市场做市商制度,支持商贸企业成为在金融基础设施集中清算的场外衍生品交易做市商。这意味着,定价能力的形成不仅依赖于交易所的价格发现功能,还依赖于一批能够在现货贸易、场外衍生品和跨境结算之间自如切换的专业机构。金融机构的角色因此从被动的“参与者”转变为定价生态的“共建者”。
这三层统筹的内在逻辑是清晰的:工具解决“能不能管理风险”,平台解决“能不能高效流转”,服务生态解决“有没有人真正使用”。三者叠加,才能形成嵌入国际贸易和风险管理流程的公共产品。
多牌照协同与场景闭环:定价能力落地的组织基础
定价能力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场景闭环的构建过程:当一笔跨境贸易同时涉及商品定价、汇率避险、贸易融资和实物交割时,单一牌照的机构只能完成其中某一个环节。这不仅需要工具、平台和服务生态的支撑,还需要一个能够将三者组织起来的市场微观基础。(见表)
正如表中所示,从传统的美元闭环向本币定价闭环转变,要求金融机构在结算、风控、交割和综合方案四个维度实现能力跃升。假设一家中资制造企业在海外采购原材料,希望以“上海价格”为基准签订本币计价合同。这一看似简单的商业选择,背后需要一整套金融服务的同步适配:期货公司提供基差贸易设计和跨境套保方案,银行围绕标准仓单提供质押融资和跨境结算,证券机构在相关股权或债权融资中将商品价格风险纳入方案设计。如果这些服务分散在不同的法人主体中且缺乏有效协同机制,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将抵消掉使用“上海价格”的收益。
从上海的实践来看,多牌照协同已进入具体业务场景的落地阶段。《加强期现联动提升有色金属大宗商品能级行动方案》明确提出,鼓励金融机构和大型商贸企业使用期货及场外衍生品合约进行套期保值,鼓励生产贸易企业以期货价格或现货价格指数为基准进行贸易结算。同时,该方案提出探索建立有色金属场外衍生品市场做市商制度。做市商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定价能力的形成不仅依赖于交易所的集中竞价,还需要一批能够在现货贸易、场外衍生品和跨境清算之间自如切换的专业机构。这些机构的培育,需要期货公司的衍生品定价能力、银行的风险管理和跨境网络、证券机构的资本中介功能相互支撑。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多牌照协同的核心价值在于降低“场景摩擦”。一个在东南亚设厂的中资企业,如果能够通过一个协同化的服务界面,同时完成“以上海价格定价采购合同—通过跨境交割完成实物交收—利用标准仓单获得融资—通过外汇期货锁定汇率风险”这一完整链条,其对“上海价格”的使用意愿和依赖程度将显著提升。反之,若每个环节都需企业自行寻找不同服务机构并承担衔接风险,即使“上海价格”具备价格优势,也难以在商业实践中真正落地。
当然,多牌照协同的有效性取决于一个前提:各牌照自身的专业能力必须足以支撑国际化场景的需求。期货公司需要具备跨境清算和场外衍生品设计能力,银行需要理解期货交割机制和仓单信用结构,证券机构需要将商品价格风险纳入跨境投行方案。协同不是对专业能力的替代,而是对专业能力组织方式的升级。只有当每一块牌照都足够“厚实”,协同才能在场景层面产生真正的闭环效应。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要“加强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定价能力的积累不是单一政策的产物,而是贸易规模、金融工具、实物基础设施、行业承载能力和机构协同能力五者相互咬合的结果。上海在工具、平台与服务生态上的统筹,为这一咬合提供了制度框架;以金控集团为代表的跨牌照协同,则为框架的落地提供了组织载体。
期货市场走向全球的过程,本质上不是交易量的跨境扩张,而是本币从支付工具向价值尺度迁移的过程。热轧卷板期货结算价授权从签署到LME挂牌,需要接受全球市场的检验;跨境交割和境外设库的探索,也需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铺开。这些进展的意义在于为国际贸易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实际可用的、本币计价的替代性定价参照。替代选项的存在本身,就会改变定价谈判中的权重分配。
(作者为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正高级经济师)
主要参考文献
①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等.上海市大宗商品贸易转型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沪商市场〔2025〕82号[Z].2025-04-02.
②中共上海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等.加强期现联动提升有色金属大宗商品能级行动方案[Z].2025-12-30(2026-01-20发布).
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Z].2026-09.
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35号[Z].2026-09-11发布,2027-01-01施行.
⑤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47号[Z].2024-10.
⑥新华财经.伦敦上市“上海价格”钢材合约期货价格国际应用再扩展[EB/OL].2026-10/11.
温馨提示: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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