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珩朱政宇

　　2026年5月，零关税政策全面落地，为中非贸易注入了新动能。上半年中非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4%，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非洲对华出口逐步从传统能源和资源产品向更多农产品延伸，咖啡、芝麻等商品更顺畅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小出口商参与对华贸易的机会随之增加。随着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结算货币的选择也不再只是国家层面的政策议题，而是越来越多地成为企业日常经营中的成本考量。人民币在中非贸易结算中的使用逐步扩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趋势。

　　一、贸易格局的双重变迁

　　2026年上半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2035亿美元，同比增长24%，其中，5月和6月自非洲进口285亿美元，同比增长30.8%，与零关税全面落地时间高度契合。数千亿美元量级的年贸易流量，意味着可观的结算需求。

　　零关税政策实施之前，非洲对华出口主体高度集中于大型能源与资源贸易商。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构成主要出口品类，交易金额大、参与方有限，相关交易主要依托大型商业银行及成熟的国际贸易融资和结算体系。零关税使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下降后，咖啡、牛油果、芝麻、柑橘等产品对华出口提速，出口主体随之向中小出口商、农业合作社和行业协会延伸。

　　贸易规模与结构的变化，带来了两个重要转变。其一，结算需求的总量随贸易体量扩大而增长，人民币直接结算的规模效益开始显现。其二，中小贸易主体的加入，使降低结算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需求更加突出。这些主体的单笔交易金额较小，但频次高、涉及面广，结算货币的选择因而更多取决于交易成本与效率的比较优势，而非政策导向。

　　二、美元中介的三重摩擦

　　中非贸易长期以美元为中介货币，这套体系在贸易规模有限时运转尚可，一旦交易量快速扩大，其成本和效率方面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

　　其一是汇兑成本，贸易需要经过“本币—美元—人民币”多重兑换环节，每一环节均产生损耗。对于单笔金额较大的交易，这一成本尚可被摊薄；对于频繁往来的小额交易，汇兑损耗对利润的侵蚀则不容忽视。

　　其二是结算时滞，经美元代理行中转，款项到账周期长，资金周转效率低，对于现金流较为紧张的中小出口商而言，这还可能增加融资和资金周转成本。

　　其三是汇率敞口，美元利率与汇率的周期性波动，叠加非洲本币自身高波动性，风险被进一步放大。近年来，加纳塞地一度对美元贬值逾五成，政府被迫暂停部分外债偿付并启动重组；埃及、尼日利亚亦先后经历多轮货币危机与外汇管制收紧。在美联储加息周期中，非洲国家既需留存美元偿债，又须保障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进口，外汇储备压力持续加大。

　　在此背景下，绕开美元清算转向人民币不仅是降低成本的商业选择，也是规避美元依赖风险的战略考量。随着零关税扩大非洲对华出口，部分非洲国家有望将对华出口获得的人民币收入用于支付自华进口货款，推动人民币在双边贸易收支之间形成循环，降低对美元的单一依赖。

　　此外，美元结算的惯性不只体现在成本上。非洲银行的信用体系与贸易融资渠道长期锚定美元，改用人民币意味着重新建立授信关系、培训人员并重谈保险条件，这些制度惯性决定了这一进程难以一蹴而就。

　　三、基础设施布局与产业链嵌入

　　货币结算的扩展，有赖于清算网络的实际可用性。在制度层面，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的《北京宣言》明确支持非洲大陆自贸区全面建设与泛非支付结算系统的推广使用；《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进一步提出深化双方在本币结算领域的合作，为人民币在非洲结算提供了制度依据。截至2026年9月，中国已与40个非洲国家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为结算合作提供了更稳定的预期。

　　在清算网络方面，中资银行通过在非洲设立清算机构、拓展当地分支机构业务等方式，逐步完善人民币跨境清算网络，为部分跨境交易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提供了条件。

　　2026年6月，南非标准银行与工商银行获批共同担任非洲人民币联合清算行，服务覆盖19个非洲国家。同月，中埃两国央行续签互换协议，规模由180亿元扩大至300亿元，为双边贸易结算提供流动性支撑。

　　相较于政策推动，产业链的深度嵌入为人民币结算提供了内生动力。洛阳钼业、紫金矿业、华友钴业等中资企业深度参与刚果(金)铜钴、津巴布韦锂矿开发，大量交易发生于其上下游关联企业之间。由于相关企业之间具有较为稳定的贸易联系，其中的交易采用人民币结算具备一定的便利条件。中国在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尼日利亚、埃及等国设立的经贸合作区，涵盖纺织、轻工、机械、建材等行业，部分园区在设备采购与工程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结算。随着中非产业链联系不断深化，在部分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直接结算，有助于减少第三方货币转换带来的额外成本。

　　多国实践不断拓宽人民币的使用场景。肯尼亚将部分对华贷款转为人民币计价，赞比亚允许以人民币缴纳矿业税费，安哥拉将人民币列入商业银行法定外汇存款准备金合格货币。这些实践虽然尚不足以表明人民币已在非洲形成区域性主导地位，但反映出其使用场景正在逐步拓展，相关制度条件也在不断改善。

　　四、深化合作的现实路径

　　人民币在非洲贸易结算中的持续扩展，有赖于三个方向的协同推进。

　　一是拓展结算场景。以零关税政策覆盖的农产品与矿产品为切入点，优先推动咖啡、可可、铜、钴等重点品类采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矿产品方面，依托上海期货交易所扩大人民币计价期货的境外参与者范围，为现货贸易提供定价参照；农产品方面，结合中非经贸博览会与跨境电商渠道，探索咖啡、可可等品类的人民币报价机制。依托中非经贸博览会、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等平台开展试点，设立结算专区，引导企业在采购、销售、物流环节优先使用人民币，并在通关、退税、外汇收支等方面给予配套便利。同时，推动国内支付机构与非洲本地移动支付平台对接，将结算覆盖面从大型企业延伸至中小企业，借助跨境电商与海外仓等新业态拓宽人民币的使用场景。

　　二是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非洲的布局，扩大参与机构范围，鼓励非洲主要商业银行接入，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增设人民币清算行，降低对第三方货币的依赖。在现有互换协议基础上扩大规模、延长期限，推动人民币与非洲主要货币的直接兑换，减少交叉汇率损耗，提升结算效率。人民币回流渠道的建设同样不可忽视，支持非洲政府和企业来华发行人民币债券，鼓励中资金融机构在非洲开展人民币贷款和项目融资，使人民币在中非贸易与投融资之间形成有效循环。

　　三是构建风险分担体系。部分非洲国家外汇储备有限、汇率波动较大、金融体系脆弱，若风险全部由单方承担，将制约人民币结算的可持续性。发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与非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不同职能，探索建立涵盖贸易信用保险、融资支持和风险分担的多层次合作机制。在合规层面，推进反洗钱、反恐融资等领域的监管合作与信息共享，夯实双方长期合作的制度基础。

　　零关税政策促进了中非贸易主体的多元化，使结算货币的选择更加贴近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实际需求。清算网络的完善、双边本币互换安排的推进以及产业链联系的深化，则为人民币结算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和市场条件。然而，非洲金融体系的美元惯性、人民币回流渠道不够畅通以及部分国家宏观经济环境较为脆弱等因素，仍将长期约束这一进程。零关税打开了需求侧的入口，随着更多中小出口商将人民币结算纳入日常经营，由实际贸易需求驱动的人民币使用习惯有望逐步形成，人民币在非洲贸易结算中的市场基础也将随之夯实。

　　王珩，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政宇，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