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以“两个美国”的竞选纲领著称的前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艾德华兹1月30日正式宣布，放弃竞选总统候选人。很明显，他有一个“富人的美国”，还有一个“穷人的美国”，致力要为美国穷人多争取一些福利的竞选纲领并没有得到多数美国人的认同，更确切地说，没有得到多数民主党人的支持。而民主党素来是赞成提供更多社会福利的，可连他们也拒绝了艾德华兹的好意。 　　美国人拒绝艾德华兹的竞选纲领，是因为美国中产阶级不认同“两个美国”的“阶级斗争”。另外，福利社会在美国没有市场也与美国“例外主义”有很大的关系。美国人崇尚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这应该是现代社会所认同的普世价值观，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下的国民，通过民主的程序，他们对政体和制度却有不同的选择，比如欧洲以及日本对福利制度就有不同的选择，欧洲、日本更接受均贫富的福利思想，更有某些社会主义的特点。所以，在欧洲和日本的政坛上，社会民主党等政党有非常大的势力，但那样的政党理念在美国却没有多大市场。 　　瑟姆尔·里普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和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会长。早年，里普斯特的父母希望他成为牙医，但他却专攻社会学，其动机是他想知道为什么社会主义党派从来就没有成为美国的主要政党之一。里普斯特写成了一系列著作，归纳起来，他的结论是，特殊的个人主义使美国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土壤。 　　里普斯特一生著作甚丰，最著名还是他对“美国例外主义”的研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写出了畅销书《美国例外主义：一把双刃剑》，对“美国例外主义”作了详尽和深刻的分析，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里普斯特在书中对美国与日本崛起过程的比较。他说，作为世界两大经济强国，美国与日本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二次大战后，美国帮助制定了日本的宪法，设立了民主的政治体制，日本也摹仿美国通过了保护言论自由等宪法修正案，为建立有利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美国促使日本打破了旧式的家族垄断企业，为创新和创业打下基础。但是，由于文化的原因，日本人选择了一条与美国不同的发展道路。 　　社会学家道格拉斯·肯瑞克是在日本工作并生活了35年，对日本社会和经济体制有细致的考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肯瑞克写出了题为《实行共产主义的地方：日本竞争性共产主义的成功》的书。卡门·强生是加州大学的知名日本专家，他与人联合创立日本政策研究所，谈到日本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强森认为，日本的体制是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日本的体制不同于美国的体制，资本主义的始祖亚当·斯密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斯都不能理解日本的体制，有人居然称日本的体制为“市场社会主义”。 　　从文化上讲，美国人重个人主义、个人奋斗和个人责任，而日本的文化和价值观却让日本人更重集体，日本人认为社会对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美国人更重机会平等，而日本人却更看结果平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的企业主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远远小于美国同行，还有美国私人医疗保险系统为美国人提供不同的保险，还有许多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日本的医疗保险虽然也并非国家经营，但所有日本人都得到完全一样的医疗保险，其待遇都是政府规定的，退休金的支付也都是政府规定的，美国虽然也有国家管理的社会安全保险，但个人在退休金的安排上有很大的权力和责任，雇佣单位之间在提供退休金上也有很大区别。此外，日本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远大于美国政府。 　　在市场竞争上，日本企业与美国公司都在尽全力提供竞争能力，在经营上，两个国家却又因为文化的原因有不小的差别，美国公司更重对股东的投资回报，而日本企业更重市场份额的占领而把盈利放在第二位；日本企业的管理人员相信，他们对员工、合作企业负有更大责任，多获得市场份额就是对员工和合作企业的最好保护，而日本的投资者给企业盈利的压力也小得多。过去五十多年，美国对日本有极大的影响，但在可以民主选择的情况下，日本人走了一条与美国迥然相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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