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前媒体就此问题的“大鸣大放”相比，上周五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的“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就显得冷清得多。但显得冷清的听证会，却在不经意间破了两个“记录”：其一，这是我国金融行业召开的第一个听证会；其二，这也是全国范围内第一个下调价格的听证会。 　　虽然一下子就破了两个“记录”，但这两个记录本身好像倒真的有些“稀松平常”：按照相关法规，金融行业里各种各样的“率”们的调整，是根本不需要听证的，直接干就行。既然从来就没人要求你搞听证，保险业死活“争来”的这个第一的分量，自然也就大打折扣。另外，以前都是涨价才需要听证，保险业这次却搞了个“降价听证”，这个第一自然也就跟白捡的一样。 　　但是，仔细琢磨，这看起来“稀松平常”的记录里，倒真的能发现一些不太平常的价值。 　　听证会的价值 　　跳出相关法规的“保护”而“自讨苦吃”，以及降价而要听证（其中显然包含了这样一层潜在含义：如此降价可以不可以，幅度够不够），保监会至少是在姿态上把自己的身份从“官老爷”的位子上降下来，降到一个服务者和投保人保护者的位子上。面对如交强险这样关涉民生的问题，摆正自己的身份，显然为解决问题开了一个好头，也为今后交强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保监会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虽然现在还看不出能否开金融行业风气，但从听证会各方代表一致对保监会的作为表示肯定看，这次听证会显然顺应了人心，而顺应人心的事情，最终都会畅行天下吧。 　　本次听证会另外一大价值是，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此前各界对交强险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比如，从交强险诞生之日起，“暴利说”就随之产生。当时较为各界认同的观点是，交强险一年大概会有近400亿的利润。但实际情况是，第一年的保费也不过507亿元。再比如，受普通企业会计核算知识的影响，许多人认为交强险制度实行满一年后，保险公司就能够从财务上收支两清了。但实际情况是，从2006年7月1日到2007年6月30日，这个期间的保费收入所对应的保险责任要一直持续到2008年6月29日，因此，要完整、准确地分析交强险第一年的经营状况，就必须等到那一天。还比如，许多人都对第一年500多亿的保费收入仅仅实现14亿元的投资收益颇多质疑。显然，人们都想当然地把500多亿当成2006年7月1日这一天的进账了，也想当然地让这500多亿资金一直趴在保险公司的投资账户上，而不是陆陆续续不断支出了。 　　保险的专业性，决定了像听证会这样的沟通绝非可有可无。而本次听证会上，听证代表与申请人之间的沟通，对保险行业今后的顺利、健康发展，无疑将是颇多助益的。 　　听证会再一大价值是，我们终于再一次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彻底办好一件事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比如，第一年交强险投保率太低，就涉及到公安交通管理的问题；车与车之间无过错赔偿引起普遍诟病，这个问题就涉及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而进一步提高医疗费用赔偿限额，我们就必须面对医疗系统道德风险的考验；对这样一个公益性事业，国家在税收上显然应该有所优惠。 　　再比如，在这次听证会上，几乎所有的代表都对第一年的交强险会计、审计质量提出了质疑。有的代表甚至一上来就明确地表示对会计信息的不信任。而对会计、审计信息的信任，是进行听证会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听证会实在是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而公众对会计、审计信息条件反射式的不信任，折射出我国诚信体系建设的紧迫。而这个体系的建设成功，显然要靠整个社会、甚至具体到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才能有所进步。 　　听证会的不足 　　虽然表面“冷清”的听证会有很高的含金量，但我们还是能发现一些不足。而这些不足的存在，显然能够影响人们对交强险制度的态度。 　　比如，营运车辆的风险问题还难以厘清。 　　按一般人的认识和保险公司的说法，营运车辆的事故率要远高于非营运车辆。但听证代表、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秘书长王丽梅却强烈反对这种“天然的看法”。她举例，与非营运车18%的赔付率相比，营运客车、货车的赔付率是27%和20%，集装箱车的赔付率甚至仅14%。这个数据显然支持了她的“对营运车辆所有人歧视”的观点。而令人遗憾的是，参加听证会的申请人，并未拿出数据来支持自己和大众那“天然的看法”。 　　再比如，用商业三者险类比交强险合适不合适，本次听证会也没有让人理出头绪。 　　从交强险政策推出至今，用商业三者险的费率、保额与交强险对比，几乎是大多数车主的本能反应。对比1000元左右的保费能获得最高50万元保障的商业三者险，交强险的费率无疑是太高了。而在本次听证会上，这样的对比是否合适，申请人一方也没有相应的回答。 　　虽然还存在不足和缺憾，但这并不影响这次听证会的成功和巨大意义。或许，也正是因为还存在不足和缺憾，并能把不足和缺憾暴露于公众面前，这样的听证会也才更有现实意义和终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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