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根据该方案相关说明，中央重点选择了1个跨省级行政区域(京津冀)、4个省级行政区域(上海、广东、安徽、四川)和3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核心区(武汉、西安、沈阳)进行系统部署，重点促进经济社会和科技等领域改革的相互衔接和协调，探索系统改革的有效机制、模式和经验。

　　经过两年多的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精神进入地方落实的关键时期。今年5月5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等多项重大方案。在社会经济发展层面，当前国民经济出现了一系列亟待重大调整的迹象。尤其是 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7%，时隔半年来首次跌破50%的临界点，亦创下2012年8月以来新低，更是表明中国工业需要大变革。

　　此次重点突破式改革试验地区的选择，体现了全局统筹、因地制宜精神。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不同地区，各自具有相应的比较优势，也有相对的劣势，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创新。不同大型区域体，承担不同的重点突破任务。例如京津冀负责协同发展，长三角核心区域承担率先创新转型功能，珠三角的粤港澳则深化创新合作。经过这些地区的重点突破式改革，能够实现东西部地区的平衡发展，让东部的先进产业能加快向西部转移。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则要加速深度融合发展，从而在整体意义上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在方法论层面，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总的要求就是打破行政区划、结合各地的竞争优势，选择在一定区域内来系统地推进创新改革试验。

　　以珠三角的粤港澳深化创新合作为例，香港是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具有丰富的市场经济经验，金融体系全球一流。广东则具有制造业优势和空港物流优势，加快推进粤港澳全面的开放对接，即能形成新的发展优势。相对香港，广东土地资源宽裕，对中西部科研人才具有极强吸引力。广深合作，空间巨大。一旦加上港澳优势，广东的再次创业优势颇为强劲。进一步地，先富裕起来的粤港澳，把现有制造业从目前的产业基地“转移出去”，再把“先进生产力”转移进来，不难达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进而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

　　粤港澳试验区的选择充分证明，重点突破式创新改革试验地区的选择上是有充分讲究的，避免一哄而上，吸取过去重复建设的教训。在近几年来我国对官员的考核逐渐淡化GDP比重的基础上，一种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分工、良性竞争，有望形成。

　　重大决策的同时出台从来不是偶然的。正是在中央深改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新三个有利于”(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问世。对承担重点突破式改革的改革促进派官员，中央提出“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就此而言，重点突破式改革不仅要化解中国当下困局，也要为全面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干部组织基础。

　　“新三个有利于”应当体现在当前的重点突破式地方试验改革之中。只要符合“三个新有利于”，地方政府不妨胆子大一些，步骤快一些，实现重点突围。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制度变迁史表明，依靠制度变迁吸纳域外生产要素是地方发展的重大推动力。优化地方竞争力层面上的地方政府行为和激励机制，理当培育出一大批对本地区与本城市具有充分了解，愿意为全面深化改革承担责任、担当风险的改革促进派官员。

　　正如《人民论坛》杂志2015年18期《官员争当“改革促进派”，难在哪？》等文所指出的，改革事业必然面临多种风险。只要做到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应当为这些被委以重任的地方官员创造生动活泼、宠辱不惊、进退自如的工作局面。惟其改革促进派官员被保护，改革创新才能在区域层面重点突破，整个国民经济在竞争中稳增长、在合作中调结构，从而促进中国制造业和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