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与俄罗斯、阿联酋、伊拉克等20多个国家达成了部分商品贸易的本币结算协议。与此同时，俄罗斯跟土耳其、土耳其与伊朗、印度与俄罗斯、印尼和马来西亚等许多贸易品种都采用非美元货币交易。

　　张锐

　　在中国和巴西日前达成的合作协议中，两国约定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而是以本币直接开展贸易与金融交易；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印度与马来西亚已同意用印度卢比进行贸易结算；不仅如此，如何减少金融交易对美元的依赖并转向以当地货币结算也被上升到东盟1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正式会议的首要议题来讨论。新兴市场“去美元”正呈现出井喷与集合之势。

　　实际上，在本次与巴西达成以本币直接开展贸易交易之前，中国已与俄罗斯、阿联酋、伊拉克等20多个国家达成了部分商品贸易的本币结算协议。与此同时，俄罗斯跟土耳其、土耳其与伊朗、印度与俄罗斯、印尼和马来西亚等许多贸易品种都采用非美元货币交易。值得强调的是，美元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尤其是日成交额超2.5万亿美元的石油市场，因此，国际石油贸易领域就成为了“去美元”的主战场，包括伊朗与俄罗斯达成了“石油换商品”协议，土耳其和伊朗开启了黄金交易石油的新法则，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更是直接引入人民币、俄罗斯卢布和印度卢比等非美元币种，沙特阿拉伯也明确石油出口中接受美元以外的替代货币；另外，委内瑞拉还创建了支持石油进出口的数字货币“石油币”，萨尔瓦多公开宣布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流通货币，以方便本国的石油出口。

　　在贸易环节全力挣脱美元束缚的同时，新兴市场国家还选择在外汇储备中尽可淡化对美元及其金融产品的配置与依赖。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持有美债降至8594亿美元，创下了14年来的最低值；与此同时，俄罗斯目前仅持有6700万美元美国国债，相比10年前萎缩了2600%，而沙特阿拉伯的美债持有量也从10年前的1844亿美元降至目前的1110亿美元，净抛售率高达40%。此外，印度、巴西等国都在不约而同地减持美国国债。

　　持续买入黄金也是新兴市场国家“去美元”的重要选配动作。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结果表明，最近10年全球各国央行都在开足马力购买黄金，而在增持黄金的央行大军中，新兴市场国家格外抢眼。数据显示，2022年各国央行黄金净购入量达1136吨，创下了1950年以来最高年度需求，其中新兴市场央行购金占了大部分，包括土耳其央行增购黄金148吨，中国央行购金62吨，埃及47吨，卡塔尔35吨，伊拉克34吨，乌兹别克斯坦34吨等。

　　基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基本上采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以及该组织已完全被美国控制的事实，摆脱SWIFT并自建贸易交易机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新兴市场国家一项同向性制度安排，如俄罗斯打造出了自己的支付系统SPFS（金融信息传输系统），目前SPFS已拥有469个参与机构，其中包括14个国家的115个外国实体；同样，中国也创建了自己的贸易结算工具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截至目前，已吸引参与机构1427家，覆盖全球109个国家和地区；更有普遍意义的是，金砖国家正在准备创建自身统一的支付系统BRICSPay （金砖支付)，相关问题有望在今年8月的南非“金砖五国首脑会议”上获得进一步探讨。

　　从全球范围看，“去美元”的行动并不只局限在新兴市场国家，比如欧盟就曾建立了一个名为SPV（特别目的机构）的法律实体，目的是绕开美国的制裁与伊朗开展能源贸易，此外，日本、英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央行已经共同组建了一个联合开发加密货币的小组，希望以此绕开美元结算，同时瑞士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储备量在全球仅次于俄罗斯。只是与发达经济相比，新兴市场国家“去美元”的阵容更为强大，主要原因还是新兴市场国家所遭受的美元危害更深，摆脱美元的束缚也就更具紧迫性。

　　首先，美元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美元升值意味着非美货币的贬值，结果是推动相应国家物价上涨，同时由于国际大宗商品用美元计价，后者贬值必然带动前者价格的上升，输入型通胀便蔓延至新兴市场。而更重要的是，掌控着铸币权的美联储面临着“特里芬困境”，即在短期国内目标与长期国际目标之发生冲突的情形下，美联储只会顾及自己的经济目标而不会考虑美元的外溢效应，正是如此，在经过了几轮量化宽松释放出巨量流动性从而创造了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后，美联储接着自去年至今的连续大幅升息引致非美货币集体受挫，几乎所有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没有逃脱恶性通胀的侵蚀。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本币竞争力十分羸弱的新兴市场国家被迫选择美元作为国内主要流通货币，在通胀面前失去了货币政策的相机调控权，因此，像委内瑞拉、萨尔瓦多、阿根廷等就成为了屡次美元价值变动下通胀最为严重的国家。

　　其次，美元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实现国际贸易平衡的主要羁绊者。一国国际贸易平衡由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两大因素所左右，前者包括商品与服务贸易，后者包括资本输入与输出。对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经常项目主要表现为资源的出口与商品和服务的进口，虽然美元的升值可以提振出口，但同时也会带来进口价格的提升，于是很多情况下出现进口大于出口的逆差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资源出口而言，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不仅本国制造业基础薄弱，而且服务供给能力也不够充分和强大，同时自我资本存量非常有限，由此既形成了对进口商品与服务的强烈依赖，也对资本项目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保持着较强需求，这样，在美元升值情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始终难以收获到贸易顺差的成果；另一方面，美元的贬值带动新兴市场主权货币升值，更是直接构成了其商品出口贸易的抑制，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可以通过外汇市场干预来推升本币从而改善出口，但抛售美元必然弱化外汇储备家底，对市场构成看空预期，进而可能引致国际资本流出，并加大资本项目逆差的压力。因此，全面地评判，美元影响之下，绝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至今都未能实现国际贸易收支的平衡。

　　其次，美元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危机的首要酿造者。从货币价值的竞争角度而言，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要弱于美元和欧元等强势货币，而且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主权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一般都很低，信用程度也不高，发行美元债于是成了新兴市场国家对外融资的最主要方式，特别是美联储政策趋于宽松和美元贬值的市场窗口，往往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大举对外融资的时间周期，但正如前面所指，美联储其实很难挣脱“特里芬困境”，如果货币政策转向和美元抬升，美债收益率拐头向上，新兴市场的偿债成本就会加大，同时美元的升值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必须用更多的本币来兑换美元，这会推动本币贬值，反过来也必然削弱应有的偿债能力，而一旦偿债压力超出自我极限，新兴市场国家只能被动地选择违约，并且反观经济历史也不难发现，一般美元剧烈波动期，恰好是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大面积违约期。

　　最后，美元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的麻烦制造者。按照“不可能三角”理论，一国金融政策只能在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三个目标中选择两项可实现，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美联储不可能放弃前两个目标，因此也就不能保持美元稳定，这就意味着，美元出现升值，新兴市场货币相机贬值，资本加速流出，本已流动性短缺的新兴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不得不承受“失血”之痛；美元出现贬值，新兴市场货币升值，资本可能短期流入，但同时会制造资产泡沫，国际资本高位套现逃离，最终往往在金融市场留下满地鸡毛。不仅如此，伴随着美元与非美货币利差的走阔，投机资本获得了在利率市场、汇率市场与债券市场腾挪与作祟的空间，尤其是新兴市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本就相对羸弱，监管能力也相对缺乏，更容易成为国际资本单边做空与恶意攻击的对象，而资本的快进快出也势必加大金融市场起落的频率与幅度。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