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眼中，美国和加拿大不仅山水相连，而且历史传统与文化背景也高度相似。然而，北美学者的最新研究却显示，美加两国在政治结构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诸多差异，导致了两国智库的发展水平相去甚远。

　　近年来，加拿大的智库在影响力和曝光率方面都增势迅猛，特别是在税收、教育与气候变化等政策领域的舞台上都大放异彩。然而，与数量、质量和活跃程度在国际上都首屈一指的美国智库相比，加拿大智库似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治空间有限

　　美国和加拿大虽联系紧密，但两国的政治结构却完全不同。美国早在18世纪就通过战争获得了独立，并建立了相对独立的行政机构，形成了“总统共和制”的政体；加拿大则长期留在英联邦内，直到20世纪才真正成为独立的国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英国的议会制政体。

　　美国的“总统共和制”政体为智库提供了许多直接参与和影响政策进程的机会。在美国，由于行政机构首长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和人事任免权，智库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影响政府决策，而智库和政府间更广泛存在着“旋转门”式的人员流动。与美国相反，加拿大的议会制政体使政党在政策制定中发挥着更加强大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智库的活动空间。此外，加拿大各政府部门中存在大量价值中立且长期任职的专业文官，也迫使智库只能更多地采取媒体曝光等方式简接影响政策进程。

　　同时，在美国，由于总统能够在任职期间积攒大量社会资本和个人威望，离开岗位后，他们也往往拥有足够的能力与声望来建立和支持某些智库，以继续推动自己的政策路线。这些“前总统智库”的影响力和作用范围往往令人印象深刻。

　　例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与其夫人于1982年创立的卡特中心，如今已在全世界65个国家积极地发挥着影响。相比而言，即便马尔罗尼等加拿大前首相在位的年数要比同时期的美国总统更长，但他们退休后对智库发展的推动作用却非常有限。

　　可见，与美国相比，加拿大的政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智库的发展空间，智库只能通过有限的渠道发挥影响，智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受到了限制。

　　经济基础偏弱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加拿大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而由美加两国构成的北美地区，则堪称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然而，美加两国智库所处的财政环境却存在着很大区别，这种区别也导致了两国智库资金来源的差异。

　　美国不仅经济总量庞大，而且拥有大量富裕的企业和个人，这使许多美国智库可以完全依靠社会各界的捐赠运行。相比而言，绝大部分加拿大智库都无法脱离政府的扶持，它们要么直接从政府部门获取经费，要么通过承接政府外包的项目来维持自身的运转。

　　更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无论自由派智库还是保守派智库，都能获得各自同情者和支持者的捐款；而在加拿大，少数能够获得私人或企业捐赠资金的智库，往往更倾向于鼓吹旨在限制政府规模的保守主义政策；依靠公共财政支持的智库，则往往鼓吹相对中庸的政策路线，倡导政府与市场均衡协调发展。

　　2008年金融风暴对加拿大经济的带来了很大的打击，更直接影响了不少加拿大智库的生存和发展。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不仅一些此前能够获得社会捐赠的保守派智库陷入了财政紧张，许多原本依靠政府资金维持运转的温和派智库也由于经费被削减而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一些曾颇具影响的中小型智库已经被迫停止运转，其中包括曾被评为世界最优秀小型智库的北南研究所；而像国际治理创新中心这样的大型智库，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为弥补政府补贴削减所留下的缺口，它们也开始参与争夺本来就不甚充裕的社会捐赠。

　　研究显示，财政状况恶化也对加拿大智库的思想版图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影响。那些立场更加鲜明极端的智库，往往更能吸引特定群体的关注、同情与支持，从而获得捐款或拨款以维持运转；而那些不持明确立场或者立场随风摇摆的智库，则慢慢被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打败。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存活下来的加拿大智库，要么旗帜鲜明地支持政府在经济社会事务中积极发挥作用，要么明确反对政府介入任何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或社会力量协调的领域。

　　与加拿大相反，美国智库经费来源多样，而且经费筹措模式与智库立场并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美国智库都能够在不依赖公共经费的情况下运转与发展。对于那些倡导政府发挥更大作用的智库而言，避免直接接受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显然有利于增强自身的公信力。

　　更重要的是，在加拿大，许多最初由政府部门建立的智库，为保证自身能够紧跟不断变化的政府政策，立场往往趋于中庸；而美国智库因为不必过于担心因失去政府资金支持而陷入运营困境，则不会避讳表达自己的立场，往往也显得更有活力。

　　通过深入分析两国政治经济环境对智库发展的塑造作用，我们不难发现：智库要想实现良性发展，既不能离政治太远，也不能离政府太近。只有允许智库直接而充分地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之中，同时保证它们财政来源的独立性与多元性，才能确保这些机构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