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向社会征求意见完毕，养老保险基金入市投资已经板上钉钉。

　　从最简单的逻辑出发，养老基金只能存银行、买国债当然是不划算的，因为利息收益还跑不过通胀率，3.5万亿的基本养老基金结余越存银行越缩水，损失不小。允许养老金进入投资领域，无论是投入到基础设施、重大项目，还是投入到股市，将养老金资本化，当然是好事。

　　可是在这里，人们似乎普遍忽略了一个前提，就是如此数目的基本养老金结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这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养老金制度实质上是现收现付制，即便养老金账户分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两个，但后者往往是空账运行。所谓统筹账户实际上就是现收现付制，也就是将当代年轻人收入的一部分直接转移给当代老年人，这一部分被转移的收入就是养老金。

　　这也就是说，年轻人可以直接将养老金转移给老年人，而国家强制使用的养老金体系不过是帮助完成这样一个转移，而并不需要有那么多的结余。发达国家正是这样，美国作为养老金现收现付制的典型，其强制性的基本社会养老账户几乎是没有结余的，年轻人缴纳了多少，老年人就拿到了多少。

　　那么，对于目前中国的企业职工来说，一个年轻人缴纳了相当于其基本工资的28%的养老保险，而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的比例约为3:1，如果不考虑其他收入，这意味着老年人应该可以拿到相当于其基本工资的84%的养老金，也就是养老金替代率应约为80%左右。

　　但根据清华大学的研究，目前社会平均的养老金替代率只有社会平均工资的40%左右。当然，社会平均工资比社会基本工资要高一些，但80%和40%之间仍然有巨大的差异，这一方面解释了养老金的个人账户亏空和养老基金结余3.5万亿为何并存，另一方面可以预期到养老金的使用应该存在巨大浪费。

　　是的，收入的转移和再分配，这正是养老金的本质。强制性的缴纳养老金，其实是将收入从年轻人手中转移给老年人，从寿命短的人手中转移给寿命长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将养老基金结余投入市场的做法本身就避重就轻。

　　从养老金本身的目的来说，处理养老金结余的最优选择是提高养老金的替代率，从年轻人那里拿到多少就转移给老年人多少，这样每一代人都改善了福利。在三个年轻人赡养一个老年人的比例下，目前将老年人的养老替代率从40%提高到50%甚至60%都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老年人来说，当下就能大幅提高的收入比之遥遥无期的投资回报更有益处。即便在考虑到社会正在加速老龄化，这个结论也仍然有效。

　　处理养老金结余的次优选择是降低养老金的缴纳比例，考虑到中国制造业的活力减弱，这一点就尤为重要了。目前企业为职工所缴纳的“五险一金”占到了职工收入的30%甚至40%，这对企业和职工来说都是严重的负担。如果假定社会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是40%的话，养老金28%的缴纳比例甚至可以降低为一半。

　　如此企业的负担会大大减轻，企业职工的收入也会大大提高。此时职工个人可以选择自行储蓄或者投资一部分收入，企业也可以向发达国家的经验学习，逐渐建立起企业年金制度，通过市场为职工进行商业养老保险。

　　而将基本养老基金投入到股市，则是一个次次优的选择了，对政府对民众而言皆是。

　　站在民众的角度来看，这个选择存在着两种无法克服的风险。第一个无法克服的风险来自于市场和股市本身。即便在美国，其商业养老储蓄计划就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时亏损严重，每个参加了这个养老计划的美国人平均损失了1万多美元。何况在中国股市大起大跌的状况下，人们害怕养老金被当成股市“接盘侠”是理所当然的。而养老保险本身首先是“保险”的功能，分散风险的功能，而不可以因为逐利这个第二功能而忘记了基本。

　　第二个风险来自于“委托代理”问题。养老基金入市是由社保基金理事会来运作，即便目前来看该理事会的投资能力尚可(平均年收益率为8.3%)，可是民众目前仍然没有办法监督该机构的运作。民众的养老钱的使用理应慎之又慎，一个透明的机制，一个可问责的制度便非常重要了。

　　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其风险是无法撇清投资收益低甚至投资失败的责任。上文提到的美国养老储蓄计划失败，民众无法追责，因为商业投资的失败后果由投资人自身来承担。美国政府层面的养老金账户是没有结余的，也就没有了投资的责任。

　　而中国的养老金体制不同，基本养老金都是由政府来运作，那么其后果也就由政府承担。恐怕也正是如此，地方政府成为了养老基金的委托人，至少在地方政府的层面能够分担一些风险。而从中收益的便是社保基金理事会，因为它掌握了更多可用资金。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层面对该理事会的运作约束也是必不可少的。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认为养老金投资股市是一个次次优的选择。养老金是关系到每个民众生活质量的大事情，也是社会安全体系的最重要一环。而养老金制度则是一个体系，牵扯到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决策者如果可以跳出“逐利”这个单一目标，从多个角度考量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建设，或许可以找到更为完美的制度方案。(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