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21年中国人口净增加仅48万人。全国出生人口再创新低，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今年的省级地方两会上，“三孩”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围绕2022年如何激发生育意愿，各地纷纷发力。

近20省份将“三孩”写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截至1月26日，在已公开的30个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大都将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和配套措施列为2022年的重点任务之一。记者梳理发现，河北、四川、浙江等近20个省区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及：完善或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北京等地虽没有在报告中提到“三孩”一词，但要求给予“一老一小”更多温暖和关爱。

记者梳理各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发现，2022年各地推动“三孩”政策落地举措主要包括以下重点：

——降低生育成本。

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日前表示，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对此，不少地方围绕“降成本”发力。河北提出开展孕妇无创产前基因免费筛查；陕西提出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浙江提出完善生育保险政策，优化生育休假制度。

——普惠托育。

有时间生娃、没时间带娃是不少年轻父母的烦心事。对此，河北提出打造160家省级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机构；湖北将新增婴幼儿托位4万个，确保幼有善育。

——扩建幼儿园、增加中小学学位。

入园难、入园贵是多年的老问题，多地将发力点明确放到增加幼儿园供给上。安徽计划今年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300所；福建将新建、改扩建200所公办幼儿园，新增学前教育学位4万个。此外，“中小学学位”也屡屡被提及。比如，北京将新增中小学学位2万个，福建将新增义务教育学位6万个。

天津市政协常委、天津市社会学会会长张宝义说，今年地方两会普遍将“三孩”作为重要议题，集中释放出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的利好信号。特别是浙江、上海等发达省份将生育政策提升到“育儿友好环境”“儿童友好城市”的高度，跳出单项政策的思维，转向全方位呵护，值得其他省份学习和借鉴。

如何缓解“金筷子”担忧？

针对地方两会上广泛讨论的“育儿成本”等问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形容为“金筷子”效应。“以前我们说‘多个孩子多双筷子’，形容育儿成本低，一双筷子就够了。以前的‘竹筷子’如今却成了‘金筷子’。”原新说，现在育儿成本不只是经济压力，而是综合成本过高，降低了生育意愿。

在国家卫健委2022年首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教授直言，近年来我国生育率下降比较迅速。在此情况下，人们对“三孩”的期望更高，希望借此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事实上，“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措施正在陆续落地。截至1月20日，25个省份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从现有情况看，各地普遍延长产假60天左右，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发展、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等条款。

记者梳理各地代表委员议案提案发现，三种趋势受到普遍认同。

一是强化公立机构的作用。原新直言：“公立机构可以在缓解育儿焦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安徽省人大代表朱红英也提出，与私立幼儿园相比，一些公办园缺少早餐服务和课后延时服务；她呼吁公办园结合实际提供更多服务。

二是平衡女性生育权与工作权。比如，当前社会对女性的角色要求是多样性的，片面强调延长产假将难以平衡女性“母亲”与“员工”的角色冲突，可能造成“产假越长，女性就业越难”的困局。原新呼吁，要建立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分担机制，避免将产假压力丢给企业一方，从而保护女性的职业发展前景。

三是管理服务要跟上。随着新政策出台，相应管理和服务必须跟上。以日益增多的托育机构为例，安徽省人大代表、安徽省律师协会副会长韦东认为，登记审批部门要把好“入口关”，严格把握开办托育机构的资格条件；卫健部门应当会同教育等部门制定托育机构日常管理规范；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抑制过高收费。

如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原新、张宝义等专家认为，解决低生育率问题是世界性难题。生育政策具有长周期的特点。应持之以恒地全面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022年1月1日，在江苏南京市江宁医院，医护人员跟一个新生儿握手。新华社发方东旭摄

受综合因素影响，近年来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国家卫健委公开数据显示，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这表明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已经非常紧迫。”张宝义说。

首先，要加强政策配套统筹。

目前各国鼓励生育措施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时间支持的措施，包括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相关的假期制度；第二类是经济支持，包括给儿童的津贴、给家庭的津贴以及给父母的各种照护津贴，还有税收减免的政策；第三类是服务支持，包括公立托育机构、居家帮助、课后照顾等。

“在落实‘三孩’政策及配套措施时，单独某一项或几项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全方位提升群众的满意度，最大限度解除父母的后顾之忧。”原新说。

其次，要在制度、技术等层面规范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原新认为，年轻人“不愿生”的同时，还有一批人为“不能生”而发愁。要发挥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在解决不孕不育方面的作用，对捐卵、冻卵等现象进行立法予以规范。

最后，不能忽视男性的作用。有专家表示，目前支持生育的政策大多聚焦女性，事实上完善落实男性陪产假、育儿假等制度，让男性分担女性的育儿压力，也是一些国家的有益探索。

业内人士认为，在我国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广泛借鉴国外经验，但不能照搬照抄；要从国情出发，探索适合我国的政策措施，综合考虑财政压力和家庭需求出台优惠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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