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2021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在线上举行。在当天的主论坛上，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以“双循环格局下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取向”为主题发表演讲。他认为，2021年宏观经济或呈前高后低态势，四季度宏观经济有可能基本回到常规状态，需要警惕美国超级宽松政策可能引发的风险。

  四季度宏观经济可能基本回到常规状态

  刘世锦预计，2021年宏观经济呈前高后低态势。他表示，由于疫情冲击，2020年和2021年经济数据出现了“挖坑”和“填坑”的非正常波动，取两年平均增速是一个较好的方法。从同比数据看，2021年可以争取8%—9%的增长率，一季度是增速高点，以后逐季降低。今年政府提出的增长目标是6%以上，考虑到这一因素，两年平均增速达到5%—5.5%应该是不错的。

  他表示，对2021年经济走势，要防止出现“数字幻觉”。一季度的超高增速是去年一季度疫情冲击下“挖坑”式基数造成的，是统计现象，不应误判，更不意味着中国经济重返高增长轨道。“全年同比指标前高后低，但去除基数效应后的实际增长则呈前低后高再稳的态势，四季度宏观经济有可能基本回到常规状态。”刘世锦说。

  大宗商品基本面并未出现根本性改变

  对于市场广泛关注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问题，刘世锦认为，大宗商品供求基本面并未出现根本性改变，价格上涨是短期现象。疫情后需求恢复、国内限产政策、全球货币政策宽松、输入性通胀等多因素叠加，推动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从中长期来看，大宗商品供求关系的基本面并未有大的改变，经济恢复常态后，上中下游领域产能普遍过剩的格局仍将维持。基于上述判断，此次PPI上涨是短期的，而且向CPI的传导也是有限的，CPI上升仍处在可控范围之内。

  “但这次通胀有全球范围流动性超级泛滥的背景，油价、粮价等供给刚性强的产品价格涨幅较大，芯片短缺也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些因素会不会使上游涨价向中下游的传导能力增强，会不会使通胀持续时间延长，也是需要观察的。”刘世锦说。

  刘世锦表示，需要警惕美国超级宽松政策可能引发的风险。为应对疫情冲击，美国等经济体推出前所未有的宽松政策，其释放的流动性远远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如果这样的操作是无成本的，不需要付出大的代价，那么宏观经济的许多基本理论就要改写了。如果已有的理论仍然有效，这一轮过度宽松政策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他说。

  要摆正宏观政策与结构性潜能的关系

  在刘世锦看来，消费特别是接触性消费回升拉动的服务业较快增长，以及外需超预期强劲拉动的出口增长，是上半年经济的两大亮点。但到下半年，这两方面的增长动能将逐步减弱，7月的统计数据已有所表现。到今年年底，统计中的基数扰动将基本消除，经济运行接近疫情前状态，但与疫情前相比，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可能是偏弱的。这时如果再叠加一个拖尾的通胀，会不会出现“价格水平不低、增长动力不强”的状态，是需要考虑的。

  刘世锦认为，随着经济逐步回到常规增长轨道，宏观政策要相应回归正常状态。对“不急转弯”有不同理解，需要关注三点：一是我国未搞大水漫灌，“弯”并不大；二是不能转得过急；三是仍要转好弯。“7月央行的降准是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操作，并不表明货币政策转向。”他说。

  刘世锦表示，要摆正宏观政策与结构性潜能的关系。一种需要纠正的倾向是把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寄托于宽松的宏观政策，而忽略结构性潜能。宏观政策主要作用于短期总量平衡和稳定，在遇到疫情等大的外部冲击时作用更为突出，但不宜高估。总体来看，这些年来，中国并不存在宏观政策收得过紧而影响潜在增长率发挥的情况。

  刘世锦说，我国经济此前的高速增长以及近年来的中速增长主要动力来自结构性潜能。所谓结构性潜能，就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后发经济体在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化等方面的增长潜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结构性潜能主要是房地产、基建、出口等，在这些潜能逐步减弱或消退后，“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就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

  刘世锦表示，开放型、内需为主的国内大循环，需要“1+3+2”的结构性潜能担当主角，即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指实体经济方面，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是横向的、对全社会各领域都会发生影响的要素。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不仅为追赶进程提供支撑，也可为全球范围内发展方式转型提供引领。

  绿色发展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新动能

  刘世锦认为，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目标，高碳高增长的“第一条路”已经走不通了，低碳低增长的“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只有选择低碳或零碳、较高增长的“第三条路”。选择采取低碳或零碳的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同时实现高生产率，力争减碳和增长双赢。

  刘世锦表示，思维方式转换很重要，挑战蕴含机遇，思路决定出路。中国的优势有五点：第一，提早转型有利于降低转型重置成本、沉没成本。第二，中国经济增速较高，可为绿色产品创新和推广提供更多市场需求，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第三，中国在绿色技术、产业领域已有一定积累，并不像以前那样差距大，有的方面处在并跑、领跑位置，可以利用换道之际赢得技术和市场竞争优势。第四，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助力绿色发展。第五，制度和政策优势。

  在他看来，绿色技术和投资将提供巨大的创新和增长新动能。由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方式，从根本上说要靠绿色技术驱动，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绿色技术既做减法，更多是做加法和乘法，形成百万亿元级别的发展新动能。环保与发展的传统理解将会被打破，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并不矛盾，相反能够成为重要的新增长动能。

  “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就会适得其反。通常我们讲破旧立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在绿色转型中，应当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着眼点首先要放到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力上，有了新的，再去替换旧的。”刘世锦说。

  他认为，改革的方法机制很重要。顶层设计主要是指方向、划底线。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是要更多地激发各个地方、社会、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仍要“摸着石头过河”。下一步，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政策，切实推进土地、金融、财税、社保、国资国企、制度规则性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使各方面的新增长动能得以充分释放，推动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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