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独角兽企业如今正被围堵，不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家为追讨货款，集聚于贝店杭州总部。根据商家维权群统计，被欠款商家已超千家，涉及金额逾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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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内，像贝店这样的新兴电商至少有500家，但近年来命运波折——贝店之前，2019年，上海电商“淘集集”因大量拖欠商家货款，最终申请破产；贝店之后，近期，奢侈品电商寺库又被曝从2019年上半年起延长货款结算，今年以来拖欠货款面积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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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电商怎么了？其商业模式，是此路不通，还是被带歪了？

新兴电商“新”在哪儿？

贝店创立于2017年，秉承“人人皆可开店”理念，整合国内外供应链，由专业买手确保品质和价格优势，同时大量招募店主，提供包括店铺和商品管理、会员和订单管理等专业开店工具，鼓励店主发挥微信社交力量卖货。

这显然区别于京东、天猫等中心化电商，是在巨头眼皮底下杀出一条新路，且意义不凡——对品牌而言，入驻大电商，需自建运营团队，成本高企。而贝店等社交电商通过向个人店主开放品牌货源，吸引他们在平台上自助选货、开店，并利用私域流量进行导购和售后，免去了品牌方购买流量和店铺运营的成本，省下的钱足够支付店主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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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独特模式，完全是从已充分竞争的电商领域突围，寻得一片细分市场。以全球用户规模最大电商平台拼多多去年成交1.67万亿元为参照，新兴电商的市场规模保守估计也在千亿元以上。

新兴电商在扶持中小企业、实现灵活就业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一方面，中心化电商所设置的高门槛，天然“劝退”了部分初入市场的中小品牌，社交电商则巧妙承接住这些需求，使中小品牌得以孵化成长。加上疫情期间大量外贸工厂转而开拓内销市场，也迅速成为社交电商的新客户；另一方面，疫情发生后，导游、门店导购、餐饮从业者等人群因担心就业不稳，将“上网开店”作为新职业，全职宝妈、外企白领等也开始尝试依托社交电商实现增收。

中国的电商创新甚至引发海外关注。如上海梦饷集团旗下饷店，其《新电商基础设施赋能数字时代的女性就业和发展》，今年从七大洲超过135个国家和地区700份申报案例中胜出，入选sdgs（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最佳案例。成立迄今4年，饷店已售出商品4亿多件，累计发放佣金30多亿元，实现近200万女性店主灵活就业，其中仅疫情期间就新增60万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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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店店主正在拍摄商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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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店店主95.5%为女性。

模式错？还是人之过？

如此契合中小企业和灵活就业之需的好模式，为何会接连出现淘集集、贝店、寺库等资金链断裂乃至陨落？

在近期由杭州市信访局、商家与贝店共同到场的三方协商中，贝店母公司贝贝集团副总裁承认，拖欠货款是因贝店经营不善。

一位商家代表曾化身消费者，他在贝店下单后发现，所购商品款项并未直接进入贝店，而是进入杭州贝仟和贝盟两家公司，二者同为贝贝全资子公司。贝仟、贝盟又以借贷或入股等形式，向贝贝旗下新业务希美转移货款。

贝贝创始人张良伦在今年3月的希美发布会上称，希美是贝贝集团全资子公司，优选全球一线大厂，产品自主研发，主推美妆品牌水梦露、母婴品牌贝贝等多个自有品牌。“一面拖欠大量货款，一面又投资新平台，钱从哪里来？”一位商家严重怀疑自己的应收款被贝贝挪用到了希美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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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贝集团创始人张良伦发布“希美”。

据商家反映，按照约定，贝店商品销售后7天出账单，7至10天商家提现到账。但从今年4月开始，4月销售账单6月才出，申请提现超过一个月迟迟不到账。直到各商家一合计，才发现都被拖欠了货款。但此前，贝店的搪塞理由不外乎“新业务上线，要拉长账期、压货款”，或“更换服务器，系统出了问题”。

呼吁自律企业出标准

与贝店一样，主攻下沉市场的上海社交电商淘集集也曾风光。

淘集集2018年8月上线后，推出多重福利，如注册新用户可获1元现金，1小时内消费成功最多可获20元奖励，邀请好友累计5次最高可获25.5元返现等，如此现金补贴+分销返利的获客之道，仅用半年时间就积累上亿用户。

2019年6月，淘集集启动B轮融资，拟融资2亿美元，但投资方口头虽答应，却无实际拨款动作，只为观察淘集集是否有更好的增长曲线。当A轮融资烧完，创始人铤而走险，将本应打给商家的货款用于满减补贴、拉新增活，结果“全剧终”，“享年”1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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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电商爆雷，令商家不安。一家外贸杯具生产企业近期正考虑收回与部分社交电商的协议——企业不想得不偿失，与所获收益相比，所要承担的回款延期风险可能更大。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帼龄深感惋惜担忧。她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我国电商的发展与国外相比，经历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程。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各类社交电商新模式，在培育扶持中小商家、消弭东西地区差距、推进多元就业等方面均可圈可点，甚至有望走出中国，向“一带一路”复制推广。

“新兴电商一次次被曝资金链断裂，并不能否认其模式创新，问题出在了人身上，是经营者分不清钱款所属，盲目扩张以致拖垮上游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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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独角兽企业的“同程生活”今年7月也申请破产，此前通过排队叫号与供应商谈债务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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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帼龄建议，政府部门可考虑提前介入监管，以合理设置保证金制度或建立第三方资金池的方式，来确保商家利益。“平台应始终认清自己撮合交易的定位，货款只是流经平台，但绝非属于平台。而政府相关部门，涉及金融、商务、市场监管等，应联合起来，将规制办法做在前头，这也是营商环境的一种体现。”

劳帼龄同时倡议，上海部分电商可以率先出台平台货款分账管理的行业标准。据她观察，上海目前有部分新兴电商非常自律，如通过微信分账设置商家账期的模式，来对商家资金进行合理监管，通过这种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资金管理方式，企业不能触碰商家资金，也规避了人为干预商家资金的可能。

“事实上，新兴电商接连爆雷，这让行业中的自律者非常惶恐，生怕劣币驱逐良币，生怕被一刀切地打击。因此，由上海规范企业率先定出标准，再推至行业、推至全国，及早进行规范和自我保护，或能让新兴电商真正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