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当地时间7月2日，在瑞士日内瓦总部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68届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上，19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将韩国从原来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升至“发达国家集团”。韩国成为联合国贸发会议自1964年成立以来，首个国际地位变更的国家。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义，国际社会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而在这次给全球带来巨大冲击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世界公认的发达国家在疫情防控、疫苗合作及数字健康管理等方面的短板暴露无遗，美英这两个核心发达国家不仅没能起到表率作用，反而自身难保。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卫生年鉴》刊文称，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类发展指数（HDI）等认定发达国家的传统标准已经不再适用，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带给我们的教训。

韩国怎么才成为发达国家？

韩国怎么才成为发达国家？这大概是许多读者看到这一消息时的第一反应。其实，韩国并非如今才被认证为发达国家，它早已是各个世界权威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公认的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在全世界位居前列。

此次再度给予韩国发达国家认定的联合国贸发会议，是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合作而设立的联合国大会常设机构。韩国《每日经济》报道称，根据创设决议，贸发会议依照国家经济规模和地理位置将成员国分为四个集团：由亚洲、非洲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A（99个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集团B（31个国家）、中南美国家的集团C（33个国家）、俄罗斯及东欧地区的集团D（25个国家）。韩国的地位变更后，原本囊括美、英、德、法、日等国的B集团成员数量将增加至32个。

韩国舆论强调，“这是值得韩国国民骄傲的事”。韩国总统文在寅6日表示:“联合国成员国全票通过相关决议，说明韩国作为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韩国外交部4日也发布消息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意味着韩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挥的桥梁作用被认可，还意味着韩国是通过实践践行“贸易是经济发展重要手段”贸发会议愿景的典范。

韩国《中央日报》称，韩国成为发达国家是由本届政府主动提出申请的结果。往届韩国政府为保留韩国在国际组织中享受的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而一直刻意没有提出相关申请。《每日经济》表示，贸发会议成员国地位的变更并不单纯取决于经济规模。如亚洲富裕国家的代表新加坡并不属于B集团，而是A集团。以2019年数据为准，新加坡人均GDP为6.5万美元，要远高于韩国的3.2万美元。“要成为发达国家，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的认可，即使有一国反对也无法实现。这是此次韩国被列为发达国家集团的重要意义所在”，特别是近年来对韩国有所牵制的日本也投了“赞成票”。

“韩国在经济和外交等国际社会事务中已经被划分为发达国家”。韩国《韩民族新闻》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已分别于1991年和1996年将韩国变更为发达国家。韩国还在1996年加入了所谓“经济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合组织，并于2019年10月宣布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中不再接受“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中央日报》报道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统一区分标准，但一般来说，两者可以根据预期寿命、收入水平和文盲率等为主要指标进行区分。

进入21世纪后，IMF和WB开始有了相对清晰的划分标准，前者明确把人均GDP、贸易自由度和金融开放程度作为区分标准，而后者自2016年起则根据人均收入为标准划分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分类的标准会在每年7月1日更新。对于2022财年，上述四种分类的标准分别为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1045美元或以下、1046至4095美元、4096至12695美元、12696美元或以上。

2020年，WB对十个经济体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整，其中海地、塔吉克斯坦由低收入国家升至中低收入国家，摩尔多瓦由中低收入国家升至中高收入国家。萨摩亚、伯利兹、印尼、伊朗及巴拿马、罗马尼亚、毛里求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分别均由原来所属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降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IMF2020年没有对其发达经济体名单进行调整。

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认为，全世界有35个发达国家，126个发展中国家。此外，联合国自1971年开始承认世界最不发达国家（LDCs），目前全世界有46个最不发达的国家，总人口约8亿，占全世界的12%，但在世界GDP和贸易总数中的占比分别不足2%和仅为1%左右，正面临结构性增长障碍。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每三年审查一次最不发达国家名单。迄今为止，已有6个国家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分别为1994年博茨瓦纳、2007年佛得角、2011年马尔代夫、2014年萨摩亚、2017年几内亚和2020年瓦努阿图。

“不幸的发达国家认证”

“韩国是发达国家，这是当然之事。”《环球时报》记者就此事询问几位韩国朋友时，几乎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一位韩国白领朋友告诉记者，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韩国周到应对、攻克难关，探索机会实现发展，特别是在数字健康管理方面的发展，证明了韩国是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

另有一位韩国学者则告诉记者，韩国在国际社会上应肩负起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责任和担当。韩国一直以来在一定领域“享受优惠”的同时却没有付出“相应代价”。一段时间以来，从疫情中的应对表现，到5月韩美峰会，再到6月参加G7峰会，韩国政府选择“正视”自身国情，再加上美国等盟友予以“鼓励”，期待韩国发展成为在国际社会上更加负责任的“中强国家”。

《中央日报》称，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必须要承担的“费用”非常高昂。尤其是在农业领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可谓天差地别。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最近的一份资料显示，韩国-东盟、韩国-欧盟、韩-美等9个自由贸易协定过去5年间给韩国农渔业造成了4598亿韩元损失。韩国农渔业界表示，在韩国市场开放已经给农渔业领域带来严重冲击的基础上，如今通过发展中国家地位确保的关税和补助优惠也消失了，预计今后损失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WTO为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国际自由贸易秩序而颁布了约150条发展中国家特别优待措施。由于定义上的差异，墨西哥、希腊和土耳其等国家被一些国际组织认为是发达国家，而另一些组织则认为它们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状况决定了哪些国家有权利根据多边或双边机构的规则获得发展援助。目前，WTO允许国家自行宣布本国为发展中国家的规则，在美国与中国、南非、印度和土耳其等国的贸易关系中引发严重摩擦。

去年2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所谓《反补贴法项下发展中及最不发达国家清单》，大幅调高发展中国家的认定标准，称凡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0.5%以上的国家均不能认定为发展中国家，凡二十国集团成员均非发展中国家，意在将中国从发展中国家的队伍中剔除。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所所长王友明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事实上，一国是否为发达国家并非随意而为的自我认定，而是由制约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因素综合作用而成。我国尚有6亿左右人口人均月收入不足150美元，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定位自身名副其实，理应享有发展中国家应有的权利和待遇，主动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意味着主动离开发展中国家阵营，危害性较大。韩国《东亚日报》报道也强调，发达国家原本是体现经济发展阶段的概念，经济规模大或人均收入高，并不意味着就是发达国家。“只有经济发展，社会各领域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才能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

《中央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以“不幸的‘联合国认证发达国家’”为题，强调韩国的经济发展成绩虽然得到认可，但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仍然很低是韩国社会的现实。韩国开发研究院今年5月公布的一项分析报告显示，韩国国民幸福指数在经合组织37个成员中排在第35位；2018年，韩国老年人贫困率为43.3%，是经合组织成员平均值的3倍；基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虽然韩国儿童身体很健康，但是精神幸福指数却很低……即便不需要借助这些统计数据，从“抛弃”恋爱、结婚、生孩子的“三抛世代”到放弃人际关系、购置房产、就业和梦想的“N抛世代”，这些新词的不断出现和自然而然地广泛使用，以及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韩国电影《寄生虫》，似乎都是对韩国社会不平等的生动“自嘲”。

“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谁才是真正的发达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美国波士顿大学 《全球卫生年鉴》（Annals of Global Health）2020年5月刊文称，经济学家用许多方法定义何为发达国家，基于那些掌握大量数据的机构制定的排名，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发达国家应更有能力提供公共卫生资源，例如监测体系、流行病学模型和测试干预措施的临床试验网络等。相比之下，资源不足的国家通常准备不足，缺乏应对持续疾病威胁的健康管理工具。

然而，一场毁灭性疫情袭击了所有“发达国家”，暴露出它们的准备有多么不足。文章称，与此前在西非暴发的埃博拉疫情或者印尼遭遇的海啸等危机不同，这次的疫情并非仅限于发展中国家。这场疫情显示出，即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有缺乏国内和国际合作等弱点，以及缺乏对新冠病毒的毒性、无症状阶段传染能力以及传播难易程度的了解等问题。最重要的是，发达国家根本没有考虑到发生这种灾难性全球健康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它们也不关心如何开发检测手段、如何进行公开透明的报告或如何研发疫苗。

“鉴于上述这些事实，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被视为发展中国家。”报道称，对于新冠病毒来说，一个国家的GDP高低并不重要。GDP和HDI并不能使公民对此类病毒免疫。无论一个国家在联合国或世界银行名单上处于何种财富地位，打造更好的全球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将使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公民受益。

达卡论坛（Dhaka Forum）负责人艾什法克·扎曼2020年9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撰文称，或许正是由于寨卡病毒、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和猪流感都是影响更贫穷国家的突发卫生事件，发达国家往往产生一种自鸣得意感。尽管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死亡数字可能被低估，但差异如此巨大说明发展中国家做了一些发达国家没有做的正确事情。有利的人口结构（年轻人占比更高）、数字化方面的努力和更快的防疫反应，所有这些或将使全球发展中国家比某些富裕国家更好过。对这代人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成为“伟大的全球杠杆”。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12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虽然没有对发达国家的统一标准，也没有对其义务的明确规定，但在后疫情时代，自认为是发达国家的话，理应多承担一些责任。他表示，发达国家常常自诩“处处都很厉害”，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以往对于发达国家的评判并未考虑治理能力，导致欧美等国的短板在此次疫情当中暴露无遗。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疫情中则表现出了强大的治理能力。詹德斌说，光考虑表面上的数字指标显然不够，一个国家有多大责任心和能力维护国民的健康和生命，也是考核其是否发达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