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在日本，街上跑的车多是丰田、本田。

日本超市里的大米、牛肉，永远是日本国产的价格远远高出进口的。

日本最好的产品，也基本是先满足国内市场，然后才出口赚外汇。

日本上至政府，下至普通群众，对日本国产都有着异乎寻常的自信（或者说是亲近感）。

但诡异的是，面对新冠疫情，日本这次却没有研发自己的疫苗。

日本首相菅义伟接种的是美国辉瑞疫苗。天皇夫妇据推测接种的要么是美国辉瑞疫苗，要么是美国Moderna疫苗（日本官方没有公布）。

在目前授权紧急使用或获准全面使用的疫苗中，有中国、美国、德国生产的，还有俄罗斯、古巴生产的，甚至连印度生产的都有，但就是没有日本的。

这又是为什么？

众所周知，在疫情初期，疫苗一针难求，民族主义盛行，要想从国外买疫苗，也不是容易的事。

对于有能力生产疫苗的国家来说，第一批疫苗肯定是优先给本国人民使用，只有出现富余之后，才会考虑出口。

说实话，日本人的采购行动并不算晚。

2020年12月的时候，日本就开始与美国莫德纳和英国阿斯利康签订采购订单。2021年，又从美国辉瑞订购了大量疫苗。

日本政府的手笔也是大，签了3.14亿支疫苗的供应合同：

——1.44亿剂辉瑞疫苗（美国）

——1.2亿剂阿斯利康疫苗（AZ疫苗，英国）

——5000万剂Moderna疫苗（美国）

但人算不如天算，2020年下半年起，欧美疫苗企业的订单从全球各地纷至沓来，尽管他们开足马力，但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加上日本对疫苗严格的审批流程，尽管采购的疫苗在西方已经获得许可，但出于安全性的考虑，疫苗还要在日本进行再度检测。

到位的疫苗，也因为耗时费力的二次检验审批，压缩了可用疫苗的实际数量。

2020年12月初，美国已经开始了第一批新冠疫苗接种。

但直到2021年2月17日，日本才开始进行接种，这其中就相差了近3个月的时间。

截至5月18日，日本完整接种完2针疫苗的人，只占总人口的1.6%。

后期好不容易等来了欧美国家富余的疫苗，又因为缺乏保存条件，注射剂针管与辉瑞剂量设计不匹配等问题，造成了疫苗的严重浪费。

日本作为科技、经济强国，按理说要钱有钱，要技术有技术。

那么，日本为什么不自己搞疫苗呢？

首先就是因为日本人的心里有道墙，以至于对疫苗的态度是又爱又恨。

接种疫苗可以获得免疫，从而避免感染或者发展成重症，但接种之后也会产生不良反应，比如胳膊痛、乏力等“副作用”，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呼吸困难、过敏性休克等情况。

日本人对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又非常看重，所以对接种疫苗也持谨慎态度。

此时，日本媒体对疫苗不良反应的过度渲染，也火上浇油，加剧了人们的恐慌。

反映接种疫苗后出现严重倦怠感等不良反应的漫画

据报道，截止到6月，日本已经有196人在接种辉瑞疫苗后死亡。

此前也曾有报道，德国有不少人在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吓得日本急忙把1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送给了台湾地区。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日本人这么小心，还因为之前在接种疫苗方面吃过亏。

1989年，日本引进腮腺炎和德国麻疹疫苗，结果接种疫苗的180万儿童中，有1700人出现了急性脑膜炎，造成群众严重恐慌。

大量针对政府的集体诉讼随即接踵而来。

针对疫苗侵害的诉讼

1992年，东京高等法院裁定疫苗事故的受害者，可以通过《国家赔偿法》向政府索赔。

日本政府不得不拿出巨额和解金应付诉讼，共计32000亿日元。

日本厚生劳动省生物制剂课长甚至因此案被捕。

虽然工作管理失职应该被追责，但日本政府内部有声音认为，当时是“政治家没担当不负责”，这成为今天日本行政部门不积极推进疫苗研发的原因之一。

事后，日本政府修改了《预防接种法》，将此前的强制接种疫苗，改为建议接种疫苗，并且延长了疫苗的审核时间，通常在疫苗面世后几年，最长的甚至到了10年以上。

在1993—2007年间，日本甚至出现长达15年的“疫苗空白期”，这期间，只引入了两种新疫苗。

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Hib结合型疫苗，Hib是造成儿童脑膜炎及败血症的主要致病菌之一，也是5岁以下儿童患细菌性肺炎的主要原因。

1990年代，美国就开始了Hib结合型疫苗的接种，Hib病症的患病率减少至每十万名儿童中仅有1.3名儿童感染。

而直到2013年，日本才把该疫苗作为定期接种疫苗，相差的这23年，有多少儿童因Hib死亡，可想而知。

新冠疫情期间，日本厚生劳动省虽然在2020年12月18日就接受了辉瑞公司的疫苗生产销售许可申请，但因为此前疫苗的测试对象都是白种人，为了谨慎起见，日本还要在国内以各个年龄段为对象，开展本地测试。

因此，直到2021年2月，辉瑞疫苗才正式通过审批，开始在日本接种。

疫苗开始注射3个月后，只有2.4%的日本人接种了一剂或以上疫苗，不仅在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OECD）37个成员国中垫底，甚至明显不及印尼、哥伦比亚等不生产疫苗且订购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

疫苗海外购买看似能解决危机，但此次事件背后，却反映出日本早已今非昔比。

在疫苗的研发速度上，日本和海外已经存在了明显的差异，暴露出了日本这个国家在面对危机时缺乏预案，执行过程中也相互推诿，效率低下。

中国有句俗话，叫居安思危。

日本此次疫苗开发如此缓慢，正是因为在日本能够担负重担、研发新药的制药企业太少了。

大概在50年前，日本还盛行研发和制造疫苗，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被誉为“现代日本医学之父”的北里柴三郎，开创了血清学这一全新的科学领域，这项研究为各种疫苗开发提供了基础。

但后来随着人口老龄化，新生儿减少，以及各种疫苗副作用及相关的舆论宣传，疫苗接种对象逐年减少，导致整个行业逐渐衰落。

日本疫苗目前开发状况

特别是传染病与其他病种不同，出现和结束都可能非常突然。

有时候，在疫苗研制成功并商用前，传染病大流行已经结束，那么前期投入的资金和时间，将付之东流。

国际疫苗协会前任主席卢山教授曾分享过SARS疫苗的例子。

疫苗研制过程中，三期临床实验是需要对症人群的，就像肿瘤药物的疗效需要肿瘤病人去验证一样。

但如果SARS病毒消失后，人群现在根本没有病，今后发病的也很少，那么国家政府是很难将其列入计划疫苗的。

没有一个模式或者社会效益的推动来要求所有人必须接种疫苗。

此外，疫苗研发的投资是很大的，从建立厂房到上市变成固定的产品，这个投资谁来承担？

西方社会很多大药厂觉得研发出疫苗后也无法出售，使得投资没有回报。

疫苗研发过程复杂，投入时间长，真正下决策的时候，可能疫情已经过去了。

因此，从事传染病疫苗研发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少。

与其研发预防类的疫苗，还不如研发患病后的治疗药来得实在。

因此，很多制药企业并不是那么热心研发疫苗。

此外，钱也是问题。

在国外，对于疫苗的研发，一般都有国家的资金支持。

但近年来，日本政府的负债率已经很高，占GDP的234%，奥运会更成了一个头疼的赔本买卖。

因此在这个时间点，日本政府对制药企业的支持是极为有限的。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指出，2020年5月，日本政府为新冠疫苗的研发生产补充预算约为18.5亿美元。

而在同一时期，美国政府支持的金额差不多是日本的10倍。

没有钱，人也成了问题。

如今，深陷老龄化泥潭的日本，人力和基础设施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没有研究经费，研究人员就不会成长。

截图来源：日本NHK电视台

诺贝尔奖获得者大隅良典曾说：“有用”成为现在科研人最关心的事情，越是压缩经费，就越不能自由地选择课题。

但谁又能保证，现在看似“无用”的疫苗研究，不会在下一次传染病大流行时派上巨大用场呢？

日本人精明算计的背后，透着十足的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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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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