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普”）数据的出炉，媒体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大家提出的观点林林总总，但总体来看，感性的主观判断及延伸讨论居多，理性深刻的思考较为缺乏。

   鉴于这一现状，笔者想基于常识和历史知识，针对一些基本的人口问题做简要分析和评论，以期破除诸多论者在人口问题上表现出的画地为牢思维。基于这种思维推导出来的众多观点，有点似是而非，而且容易误导民众，也无益于国家的未来发展。

   人口是发展基础，创新才是强盛关键

   一定数量的人口是拓疆扩土、建国立业的基础，在传统的冷兵器时代尤其如此，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人多力量大”的认识具有历史合理性，因此作为一种强大的思维定势延续至今。但纵观古今中外，人口因素并非决定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最关键因素。

   当今世界，人口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除了美国，其余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与国家实力并无必然联系。

   而回顾历史，即便是在传统时代，人口数量也不能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历史上少数族裔征服和统治人口占多数族群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中国历史上就不乏这方面的例证。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人口再多、再年轻，如果技术落后、制度腐朽，也避免不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

   由此可见，是技术（包括生产技术、武器技术等技术）和制度（能激发和调动人的潜能与积极性的制度）决定了国家是否强盛。而技术和制度的先进程度又取决于人的创新能力。

   创新的技术具有强大的溢出效应。一个社会如果在全球占据技术制高点，则不仅技术行业受益，其周围产业以及为技术行业服务的简单服务业也能从中收获巨大的溢出价值，因为它们有能力也有意愿为获取服务包括最简单初级的劳务支付更为高额的酬金。制度则可以视为社会治理技术，其创新和进步有利于更好地减少内耗、激发潜能，更大程度地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

   反观人口（包括大量的跨国移民劳工或被贩卖的奴隶），虽然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掌握了技术和制度优势的人口才是其中的主角和主要得益者。那些技术落后、制度腐朽又陷入“越穷越生”循环国家的人口，只能处于被贩卖、被奴役、被剥削的境地。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不应该忘却。

   创新取决于文化，而非人口数量和结构

   有人提出，人口才是决定创新能否获得成功的根本因素，人口因素具有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取代的地位，越是年轻的国家，创新的活力越强。

   对这类流传甚广的观点，我想立场鲜明地表示，创新与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并没有必然关系。假如像有些论者提出的那样，年轻人的数量决定了创新，那么中国岂不早就是创新程度最高的国家？回顾我国人口历史，清朝时的人口规模就已和现在的美国人口相当，且当时的平均寿命使得人口结构也非常年轻化，但清朝被列强蹂躏的历史不能不让我们认清这种观点的似是而非。

   创新取决于文化，其中鼓励创新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鼓励和支持创新的社会制度又是关键。环顾全球，无论是人口数量和创新能力都名列前茅的美国，还是人口数量虽少但创新能力一流的以色列，都以鼓励创新的教育文化及支持和奖励创新的社会制度而著称。如果说人口数量和结构有用的话，也只是增加了创新的潜力，并不意味着就能有更多、更好的创新。

   人口数量和结构不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

   由此可见，被诸多论者反复炒作的人口数量下降及人口结构老龄化将使得中华民族走下坡路的论调，只能算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危言耸听。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口数量就已高居全球第一多年，人口结构年轻化明显，但并没有因此成为世界强国。如果没有近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搞活经济，依然会积弱积贫。

   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留给我们的惯性思维，让我们总是简单地信奉人多力量大的道理。虽然在困难时期，因人地矛盾突出，我们经受了人多不一定带来富强的观念冲击，但一旦因计划生育和发展走出泥淖之后，我们又开始选择性地遗忘某些历史性的深刻教训。

   历史告诉我们，人口不必然是负担，也不必然是资源。我们大可不必为生多生少而陷入社会焦虑。

   针对很多人提出的养老危机问题，我想表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天上不会掉馅饼”。无论人们期待的是政府养老还是社会养老，最终都是自己养老。因为政府和社会的财富也基本上来自于个人。所谓社会保障，无非是把我们年轻时候创造的财富挪到退休后，或是把某个群体创造的财富挪给另一个群体用，搞了不同形式的财富转移支付而已。

   但总体而言，每个人本质上都只能自食其力来养老。在生育率下降、世代更替迈入下降通道后，我们只需要进行养老金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基于“自我负责”这样一种最简单最朴素的理念，实现世代间财富传递与人生不同阶段间财富转移的平衡就够了。

   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一定会带来社会阵痛，但远非社会灾难。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也会自己创造出相应的解决之道。对此，我们可处之泰然，在借鉴他山之玉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智能化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多边人口流动与移民，修改完善教育及劳动就业制度，推进养老及医疗体系建设，让国家和社会能够顺利地适应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抚养比、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新趋势，实现人口问题上的软着陆。

   简言之，人口数量和结构会对既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带来挑战，但绝非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

   跳出人口思维窠臼，聚焦全球创新挑战

   对围绕七普数据出炉而引发的关于人口变动的社会影响讨论，我的看法是，应以发展、开放的视角辩证看待，不能简单盯着人口数量的增减和人口结构的变动，还得看人口质量、技术发展和制度调整等因素。

   人和社会具有强大的能动性，除了极端情况，人口数量和结构上的变化通常都可以通过技术发展、社会制度调整加以适应。而且，由于自然资源的强约束力，整体而言是人口过多更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人类历史上，一直有着瘟疫、战争与文化等各种自然或非自然的机制在制衡着人口数量的无节制增长。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也表明，并不是人数占优就能称霸世界，技术的进步、武器的精良、族群生机勃勃的创造力等因素，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傲视群雄的核心保障。

   因此，简单以人口数量和结构问题来唱衰或看好某个国家和地区，是一种简单、线性的思维，现在通行的以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动来解读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所谓经济停滞等观点，其实是对个别影响因素的主观放大，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误导。一些论者罔顾这些国家依然是人均GDP、整体创新能力及社会成熟度远超中国的发达国家的事实。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如果如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有所“停滞”的话，也更多是一种在高度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阶段性调整和转向。

   （作者系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