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黄名扬 每经编辑 刘艳美

节点，集散人力和财富。当下的城市竞争，某种程度上也是抢占全球城市网络中关键节点的竞争。

刚刚过去的“十三五”，中国城市的竞争格局已悄然改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开花结果，越来越多的内陆城市开始承担起开放门户和窗口的职能。

在此基础上，一年前的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重磅公布。其中已明确提出，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在已经到来的“十四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成都等内陆城市进一步拉进国内国际循环体系中；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战略部署，也让这些城市迎来更多可供支配的资源。

新的时代机遇下，各城市应当如何重新校准坐标、锚定未来航向？

5月22日，以“大国双循环·大城新格局·开放新势力”为主题，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联合主办的2021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发展论坛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都）论坛在成都举行。

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等专家学者，以及专业机构、上市公司、新经济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同解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并以成都为样本，为城市发展聚势谋局。

谋全局 抢抓对外开放新红利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要找准单个城市或区域的自我定位，首先需要研究和把握整体运行之“形”、发展之“势”。

“大家有很多疑问，中国经济到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未来是不是还能继续保持增长？我自己的判断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几轮调整，未来5～7年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就中国经济调整和未来前景作了主旨演讲。在他看来，经历过去十年的调整之后，整个世界都将进入新一轮长增长周期，一般而言，这种技术长周期可以持续10到20年时间。

一个典型例子是，海南——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被寄予厚望的中国特色自贸港，已在用实际表现诠释新的经济增长“秘籍”。

近期，海南频繁迎来“高光”时刻。

4月下旬，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在海南落幕。这是今年我国首场重要主场多边外交活动，也是今年世界上首个以线下会议为主的大型国际会议。

4月末，全国31个省份一季度经济数据出炉，海南以19.8%的GDP增速位居第二，仅次于湖北。同时，其又以7%的两年平均增速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西藏，被媒体评价为“名亚实冠”。

“五一”小长假开启，“海南离岛免税两天卖出2.94亿元”冲上热搜。不久后，“海南自贸港代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将海南作为走进中国市场的先行地”“加强在海南的业务布局”……海南再次借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站到了舞台“C位”。

看似关联不强的几则新闻，指向却是同一个关键词：开放的红利。

正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所说，博鳌亚洲论坛之所以选中海南，正是因为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有面向泛南海的区域、地缘优势。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一方面，充分释放内需潜力，消费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另一方面，争相进入或扩大中国市场布局，仍是全球企业的趋势。

在此背景下，凭借“试验最高水平开放政策”优势，海南正在加速起飞。而放眼海南之北，一众城市和省份底子不薄、潜力不小。新机遇下，谁能更好把握全局抢抓开放红利，谁就更有望在新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

抓重点 打造内外循环交汇点

开放是必由之路。但开放之后，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引进来”，将区域打造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以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最终提升区域竞争力——这是城市更需要厘清的思路。

其中，资金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城市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相当重要。

正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尚福林所说，对外开放是中国基本国策。当前外部形势对金融开放存在挑战，面对复杂形势，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坚定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有序扩大金融开放。

此前，中国新一轮金融开放，促进了金融供给侧改革，有效对冲了疫情等因素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向外界发出我国进一步开放的强烈信号。2020年，中国吸引外资增长6.2%，达到历史新高。

当下，如何在我国新一轮的金融对外开放中，更高水平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正成为许多城市亟待思考的问题。

此次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就以“开放与稳定：金融化改革的下一程”为题，深度解读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金融改革的方向。他表示，“十四五”期间金融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一套新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金融危机的底线。

成都，已经率先动身。

日前，成都出台《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水平利用外资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将进一步扩大其外资规模、优化外资结构、提升外资利用水平。

吸引外商投资，被写进《意见》第一部分。具体而言，成都将拓展外商投资领域，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对外商投资准入进行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金融业开放、外资总部型企业的引育，以及鼓励设立和发展外资研发中心也被写入该文件。同时，成都还明确，将推动自贸试验区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鼓励自贸试验区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政策，加大项目招引力度等。

强枢纽 通道与产业“打配合”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实际上，这只是成都积极开放的一个缩影。

去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而在此之前，成都就已开始筹谋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布局。

作为南丝绸之路起点、北丝绸之路货源供应地，成都自古以来就是对外开放交流的区域门户城市。而作为距离欧洲最近的国家中心城市，成都不靠海不沿边，却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要的交汇点。

开放基因叠加时代机遇，2018年6月，成都对外开放大会提出，“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机遇，重塑对外开放新格局”，明确要求高水平规划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面向“十四五”，成都又提出打造国内大循环战略腹地、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门户枢纽；到2035年，全面建成泛欧泛亚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努力之下，数据是最好的证明。

2020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9年成都航空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700万人次，成都是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两大起点枢纽城市之一。

今年一季度，成都更是实现进出口总额1742.4亿元，同比增幅高达25.7%；当地外贸商品结构持续优化，高新技术产品出口806.3亿元，占出口总额的83.7%，较上年同期提升1.9个百分点。

从“蜀道难”到“全球通”，打通通道是关键。而剑指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航空枢纽和国际铁路港，就是成都关键的两张牌。

一方面，作为我国“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最大民用运输机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预计将于下月底正式开航投运。届时，成都将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全国第三个拥有拥有双枢纽机场的城市。

另一方面，成都国际铁路港，是疫情期间进出口的明星“港口”。如今，其优势还在不断扩大——今年一季度，成都国际班列开行量实现近1200列，同比增长45.9%。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未来的枢纽建设，将愈加从一个机场、一个铁路港上升到城市产业基础等全方位考量，能否有效调动城市资源与机场、铁路港相匹配，如何利用枢纽对城市的发展，将关系到枢纽的发展能级。

“在国家级物流枢纽、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和金青新大港区多重战略机遇下，成都青白江从‘战略后方’走向‘开放前沿’、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高地’。”成都国际铁路港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雷庭在现场发表主题演讲，展示“陆海联运枢纽·国际化青白江”的新征程。“目前，从成都出发的班列已连接境外61个城市、境内20个城市，初步建成西部地区全球供应链枢纽。”

据雷庭介绍，青白江实施“港口立城、产业兴城、品质优城”发展战略，加快建设面向泛欧泛亚、“一带一路”的对外交往引领区、开放产业集聚区、改革创新示范区、国际品质生活区和陆港主枢纽，打造现代化国际化的成都北部中心。“下一步，青白江将抢抓国家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大机遇，立足疫后全球产业供应链重构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加快集聚国际产能、高端要素，成为成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平台。”

更进一步，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高级经济师刘军伟在谈到对成都建设门户枢纽城市的路径建议时表示，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成都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增强对国际供应链中科技流、资金流、商流、物流、信息流的配置力和主导权。

京东方科技集团副总裁秦向东则重点关注成都产业功能区建设。他谈到，功能区就是发挥集群效应，优化各种生产资源配置，通过头部企业带动上下游供应链，形成一个“朋友圈”，提升生产效率、物流效率、研发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