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份主要经济运行指标。其中，1~4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437万人。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3月份下降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本地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1%，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1%。16~24岁人口、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3.6%和4.6%。

笔者观察到，在去年以来的经济数据中，就业和消费数据客观反映了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压力。

居民消费还有释放空间

首先看就业压力。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发布后，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撰文指出，虽然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重点群体就业仍面临一定压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青年群体。他说：“从青年群体就业情况看，由于青年人就业稳定性较弱，寻找工作时间更长，失业率有所上升。3月份，16~24岁青年失业率为13.6%，比2月份上升0.5个百分点。今年高校毕业生总量达909万人，再创历史新高，随着6月份毕业季的来临，青年人就业仍存在较大压力。”

为什么16~24岁青年失业率比较高？一是因为他们就业稳定性较弱，处于摩擦性（择业性）失业状态的相对较多，即他们比较频繁地调换工作，进而抬高了这个年龄阶段人群的失业率。二是他们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面临第一次就业压力。而且，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尚未统一，大学生就业市场和农民工就业市场基本是分割的，前者供大于求的现象比较严重。不过，在零工就业市场，似乎看到了形成统一就业市场的可能性。

再来看消费的压力。2020年，与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按美元计价）增长均为正值形成对照，反映消费状况的主要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下降3.9%。这一年多来，消费疲弱当然主要是疫情冲击下消费者活动受到限制所致。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费支出的较高增长，无疑是因恢复性和上年低基数的原因。尽管如此，2021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2020和2019两年同期平均增长3.9%，扣除价格因素，两年同期平均实际增长仅1.4%。这个较低的增长水平，就不能完全用疫情冲击解释了。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2016~2020年，我国GDP增速分别为6.8%、6.7%、6.9%、6.1%和2.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6.3%、7.3%、6.5%、5.8%和2.1%。除201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其余4年均低于GDP增长。

与此相关，亚洲开发银行专家的研究指出，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近几年有所增加，但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OECD国家居民实际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近年平均为70%，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平均为63%左右，中国的两个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分别为68%和57%，而中国2019年只有47%左右。

稳就业能保证消费增长

稳住就业，就能稳住居民收入的基本来源，就能保证消费的持续增长。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期限延长到今年底，确定进一步支持灵活就业的措施，就是通过稳就业和增加就业，进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相应的消费。根据我国分配结构的状况，除了总量层面的政策措施外，还要特别关注结构性因素。假定就业、GDP和国民收入总量为一定，分配结构的变化，确切地说，居民收入占比上升，他们的实际收入也会增长，消费能力相应提高。可见，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与分配结构关系密切。

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一直是经济学家重视的课题。经济学家比较普遍地认为，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偏低。有研究称，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和大规模资本形成是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然而，考虑到当下和未来的增长中，人力资本要素即技术劳动和管理劳动贡献日益重要，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上升才是合理的。再分配则要解决政府如何有效提供公共物品。这里的基本结构是公共物品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所谓直接成本，就是投入于产出公共服务的具体开支；所谓间接成本，就是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和的自身开支。为了使公共服务最大化，就必须使间接成本最小化。

党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来，减少的间接成本数额巨大。对于老百姓(603883,股吧)来说，公共服务意味着非货币收入。基本公共服务到位了，均等化程度提高了，就意味着全体居民非货币收入增加了，货币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减少，居民消费能力就自然增强了。

面对疫情后就业和消费的压力，还需要采取一系列更加有力的措施，以缓解这些压力。目前，全国各种形式的灵活就业人员达2亿人。灵活就业将成为未来重要的就业渠道，也是城乡居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

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支持灵活就业的措施。首先，制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措施。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这是比较关键的措施。其次，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合理界定平台企业责任，探索用工企业购买商业保险、保险公司适当让利、政府加大支持的机制。这是针对当下平台灵活就业比较集中的现实，采取的重要对策。再次，抓紧清理和取消不符合上位法或不合理的收费罚款规定，为灵活就业创造宽松的良好环境。

研究还表明，疫情后出现的收入分化不利于总体消费，毕竟高收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如低收入居民的。这就要求通过相应的分配政策，如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稳定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保持他们基本的消费能力。

以上转自《和讯网》 期货开户咨询15066206214 王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