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向来在合规原则下支持自由和竞争，作为“裁判”的证监会或政府无法也不应左右股指涨跌，然而这在系统性风险抬头之际便要另当别论。

连日来，监管层救市举动频频，券商基金护市举动一波接一波。

“中国监管方需要明确目标。如果只是推高股指，那么无论是在香港、美国，这都是不值得推荐的做法; 但如果是为了维稳市场、防范系统性风险，救市是合法且正确的做法。监管方需要确保各种被迫平仓不会因为链式反应持续下去，导致最后会危及券商和银行，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现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霍华德·戴维斯爵士(Howard Daivs)7月6日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2015年毕业典礼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2007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第四大国际投行雷曼破产曾重挫市场信心，金融板块整体暴跌，随后美国证监会出台禁止裸卖空的公告，特别是禁止对金融股卖空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了美股大盘因为基金爆仓或是强平带来的螺旋式下跌。在他看来，中国当前尚未监测到系统性风险，然而两融、场外配资和银行配资等具体规模和保证金追加情况尚未明晰，因此监管方应继续警惕。

监管方应谨防后续系统性风险

自上证指数在6月12日创出本轮5178.19点高点，持续性的下跌便拉开帷幕。这一轮“暴跌”行情已经部分引发“螺旋效应”(spiral effect)。

据相关媒体调查，在央行降息、降准前的一周，1∶4杠杆爆仓，甚至危及1∶3杠杆的投资者。此后，券商融资业务的平仓压力也开始不断增加，以1∶1的杠杆融资，130%的平仓线计算，只要标的价格下跌35%，就达到平仓线，在大盘自高点滑落过程中，目前许多个股跌幅已经超过35%。

面对当前形势，戴维斯建议：“首先切忌恐慌，即便大盘重挫，股指仍比1月低点要高出20%，我希望这仍是在泡沫后的自我修正。”

不过他也表示了两大担忧。其一是这波牛市卷入了众多散户投资者，规模史无前例，且多数散户的投资经验显然不足。“在英国，投资者多是通过共同基金、单一信托(unitrust)来投资，而非直接入市。”

其二，戴维斯对于融资融券的杠杆比例也颇为担忧。“如果投资者无法通过其它渠道来满足追加保证金的要求，这对于市场具有杀伤性，因为这将导致螺旋效应，造成其他投资者集中抛售而至大盘进一步下挫。”

当被问及证监会是否应该尽早介入并收紧两融业务时，戴维斯向记者坦言，“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我相信证监会一定希望当时可以早一些收紧两融，这可能会在事态失控之前有效抑制住股民的高涨热情。但说易行难，‘最佳时点’往往是最难把握的。”

证监会应加强“裁判”角色

作为国际自身证券监管人士，戴维斯也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后续发展给出了进一步建议。

他表示，证监会应该加强“裁判”角色，保证所有人按规办事，但鼓励投资者或企业入市投资并不是“裁判”。

“在市场推动方面，我认为这一工作更应由市长等方面承担。以英国为例，伦敦金融城政府则是推动金融城及城内企业的机构，常会来中国鼓励当地银行去英国设立清算行。”戴维斯介绍称。

此外，他也表示，中国应该充分利用直接融资的另一条“臂膀”，即大力发展、深化债券市场。

戴维斯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中国债市规模至今没有显著扩张。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极度依靠银行系统，企业的银行融资比例是美国的两倍有余，这种高度依赖其实是一种内生脆弱性，因此要发挥债券市场的作用，并加强三大监管方的合作协调机制。”

无独有偶，公司金融专家、SAIF执行院长张春近期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我觉得中长期债市其实比股票市场对企业更重要，从理论上讲，股权融资的成本高于负债融资，这是因为：一方面，从投资者的角度讲，投资于普通股的风险较高，要求的投资报酬率也会较高;另一方面，对于筹资公司来讲，股利从税后利润中支付，不具备抵税作用，而且股票的发行费用一般也较高。债权融资的利息费用在税前扣除，具有抵税的作用。因此，股权融资的成本一般要高于债权债务融资成本。此外，债权融资一般更为稳定、次数更频繁，因为企业不太可能经常增发股票，若再遇到熊市，增发的效用便更差。”

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要最终推动实体经济转型，一定要债市、股市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