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网站5月3日发表题为《中美对抗将如何收场》的文章，作者为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全文摘编如下：

现在，美国在所有方向上开始与中国竞争，人们不清楚这种竞争将把我们带向何方。在我们开展深入探讨之前，应当先思考几个关键问题：中美的赌注有多大？双方在已开始的斗争中将动用哪些现有战术能力和未来战略能力？长期竞争会对双方造成何种可能的影响？这场斗争最终将如何收场？

中美各有核心利益诉求

那么，让我们把过去视为客观现实并努力专注于未来。

中国政治精英认为，有五样基本的东西值得一赌：

一是彻底打消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企图，以及美国以冷战方式实施干涉并策动台湾独立的念头；

二是为弥补过去中国国家尊严所受屈辱而争取地位和尊严；

三是严格防范可能破坏中国稳定并损害中国利益和领土完整的行动以及外国军事干预的发生；

四是让中国顺利重返其在遭受欧洲帝国主义干涉前所占据的经济和技术高地；

五是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扮演符合中国体量及其日益增强的国力的角色。

美国的政治精英也在五个方面投下赌注：

一是让美国维持其在全球和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金融领先位置；

二是保住美国作为印太等地区中小国家可靠军事保护国的所谓“声誉”；

三是维护美国在所谓“世界秩序”中的优越性；

四是通过降低对不受美国及其盟国控制的供应的依赖来获得经济安全；

五是实现再工业化、提高高收入岗位的就业率，并恢复国内平静的社会经济形势。

现在，中美两国间的力量平衡正在迅速变化，而且趋势对美国不利。今天的中国拥有比美国更广泛的国际联系。它已成为包括欧盟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的领先优势不断扩大。中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美国的阵地却越来越小。

盟友未必唯美马首是瞻

中国崛起首先带来的是经济而非军事方面的挑战。自冷战结束10年后至今，我们从未在中美关系中看到过类似今天的敌对状态。今天的中国军队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免遭任何外国攻击。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依旧竭力通过谈判而非军事手段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而这样的谈判可以确保和平的延续。目前，中国的战略目标是提高美国向亚太地区投射力量的成本，但并不直接威胁美国。

拜登承认：为了有效与更加强大的中国开展协作，需要强化自己的立场并争取别国的帮助。为此，他在政府测试国会有关消除美国自身弱点的意愿并与盟友及伙伴进行磋商前，迟迟未出台有关对华政治经济和军事路线的决策。

但如果美国当局听从那些希望与中国对抗的人士的意见，那么它会意外地发现，并不是很多人赞成这么做。拜登可能面临复杂的政治选择：要么弱化对中国的敌意以争取第三国支持，要么坚持对抗立场而不惜疏远大多数欧洲和亚洲盟国。

现实情况是：欧洲人感受不到来自中国的所谓“军事威胁”，而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并竭力置身事外。甚至像日本这种对台当局“地位”有着直接战略关切的国家也不想冒险介入冲突。

实力对比正向中国倾斜

中美实力不对称状况的转变可能让形势变得更复杂，过去长期为美国带来优势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力量对比现在正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在社会转型初期，迎来了基于科学的新产业浪潮。这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云分析、数据库、安全区块链等等。中国向科研和教育设施及开发和应用这些技术的劳动力资源投入巨资。相反，美国目前则面临长期预算赤字，因为政治僵局和没完没了的战争让华盛顿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这种局面如不扭转，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很快令美国失去一个世纪以来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

即使美国克服当前政治机能失调和财政赤字，中国在科技、工程和数字领域的崛起也将对美国全球和地区主导权构成挑战。这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美国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有时会弄巧成拙。比如，将北京排除在国际太空合作之外，结果，中国发展自己的航天能力。

今天，美国极力阻止中国在5G网络占据优势，反倒促使中国建立有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人类历史表明，任何技术突破迟早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复制，而且成果只会比原先更好。

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对手

付出的大量战略努力扩大和升级了中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都认为对手是其崩溃的可能原因。然而，最大威胁实际上来自国内趋势和事件，而非外国势力的行动。中美的世界地位取决于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如何行事，而非对手的行动。

如果美国被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崛起”逼下台，那也是因为自满的美国人未能让一种曾经成功过的制度去适应解决政治和经济积弊，并为新突破奠定基础。

美国在全世界的声望下降和追随者减少，与美国的国内政治事件、战略失误、对盟国和伙伴的公然蔑视、虚伪专断的制裁、作为主要外交工具的胁迫和低效外交有关。中国和其他国家与此毫不相干。

现在，为了与中国竞争，美国在很多方面也在借鉴北京建立的制度。华盛顿呼吁实行工业化政策，大幅增加科研开支，以及设立基础设施投资的特别银行和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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