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调查结果发现，在那些生7个孩子的国家，人们说生2个孩子最理想，在那些不生孩子或者生1个孩子的家庭，人们也说2个孩子最理想。”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16日公开演讲时介绍称，一家有两个孩子是最普及意愿水平。

  蔡昉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供给侧方面的问题，未来更应关注可能出现的中国经济需求侧的新常态。从短期看，经济复苏伴随消费乏力；从长期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到了又一个转折点，这些都会带来需求侧的冲击。

  他表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趋势，但其中最重大的两次跌宕，称之为两个转折点或引爆点，第一次人口的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在这之后出现负增长；下一次人口转折点是在2025年中国总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呈现负增长。

  据介绍，劳动力数量不足、短缺，导致工资成本提高，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下降；同时教育水平提高，带来新成长的劳动力增长缓慢；劳动力短缺情况下，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用机器替代人，过度替代使得资本报酬递减。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经济增速下降。

  “我们过去经济生产率的提高，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相关，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只要转出来，农业的生产率也提高了，同时劳动力转入生产率更高的部门，结构变化对生产率有所改善。”蔡昉表示，各项数据显示，这一速度目前已经放慢。

  蔡昉介绍，从第一次冲击之后人口红利消失，带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下降，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影响，带来的供给侧冲击；当人口进入负增长时，就会产生直接的需求不足，因此需要关注人口因素对未来消费的影响。

  谈到老龄化对消费带来的特殊影响，蔡昉表示，老龄化和少子化是同时发生的，孩子越少，稀缺性就越强了，我们可能愿意在他身上多花一些钱。更重要的是市场投资者、经营商，会利用这种稀缺性，让消费者在孩子身上花更多的钱，甚至可能哄抬价格。

  “老年人的消费倾向、消费意愿比较低。学术界形成了‘退休消费之谜’，尽管在国外老年人收入和家庭财产比年轻人高，但是这些人也不爱消费。”他提到。

  而对于正在工作的人来说，蔡昉说，如果一个工作的人要供一个老人，这种压力自然形成需要为自己储蓄，即强制性储蓄，尽管这些人消费还没有满足；除此之外，孩子的抚养成本比较高，还要照顾老年人，都导致他们的消费下降。

  由于上述原因，蔡昉表示，伴随老龄化进一步加深，2025年之后，人口负增长必然带来新一轮的冲击，而这轮冲击特点是需求侧，及早认识需求侧可能出现新常态，有利于未雨绸缪。

  在改革和政策调整方面，蔡昉表示，在供给侧出现冲击的情况下，意味着资本劳动投入型驱动经济的模式不再可行，必须靠提高生产率。但他认为，目前劳动生产率提高存在障碍，比如制造业占比下降后，这部分劳动力进入生产率较低的传统服务业，出现了资源配置退化。

  需求侧方面，他认为，应当扩大需求，一是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保持收入增长和GDP增长同步，让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二是改善收入分配是刺激消费的重要途径，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非常低，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很高，收入差距大会导致消费不足或过度储蓄。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是年轻夫妇面临的最直接的制约因素，应当降低这些成本；对老年人来说，提高他们的劳动参与率、社会保障水平，让他们能够既是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又是经济增长中的分享者，保证消费需求。”蔡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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