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 述：香帅 知名金融学者、香帅数字金融工作室创始人

采 编：叶正新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从增长到分配的话语转变。

全球经济的全面金融化，巨大的资金杠杆效应将“钱生钱”的逻辑发挥到极致——城市、国家和增长的头部化，空气中充满了财富的荷尔蒙。

而站在另一侧，其实还有一个沉默的巨大群体——只能在资产泡沫中作壁上观的普通家庭，在技术进步中被迭代、被下沉的普通劳动力。

生活环境、职业尊严、代际阶层的极化，开始日益成为这个时代隐藏的伤口。

不少有洞察力的学者都前瞻性地预见到了“分配”将成为下个阶段最重大的命题。

对年轻世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个话题可能还有点陌生。毕竟这几代中国人对“增长”的感受太刻骨铭心，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就像一列高速行进动车，它的轨迹形成极其陡峭的上行曲线，80年代的青年感受也许最深；2000年左右速度不但没有下滑，还更快，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正式加入WTO，变成了世界工厂。

我们几乎在40年时间里浓缩了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智能社会的演进路程，走完了其他国家100-200年的工业化历程，人均收入上涨了105倍，家庭资产快速积累并产生了财富效应，饥肠辘辘的记忆变成了天天担心高血脂的现实，90后及其之后出生的这几代小孩，几乎没有物质亏缺的记忆。

高增长的年代，人们铆足了劲追求增量，到处寻找机会。曾经处于整体性快速上升通道的我们，以为繁荣的低垂之果永远俯拾皆是，但这趟高速行驶的列车在2012、2013年就转换成了更平缓的速度。这次“换轨”：

1.经济发展的关键词从增长转向分配，从效率转向公平。很少有人意识到社会的“分配机制”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巨大影响；

2.从所谓的工业驱动，转向服务业渐渐为主的增长模式。

每个大时代中都有无数小转折。对于普通个体和家庭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看清并顺应潮水的方向，在每个当下，一次次做对的选择。

而我意识到，这十多年从个体到社会，全世界经历的很多变化，背后都有相连的逻辑线索可循。

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K型结构

近100年来，“上升”和“下沉”分流的速度和力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昏眩过。

第一个暗流是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化。

它的背后是曾被人类社会寄予厚望的数字化技术进步。

数字化的确带来了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繁荣，但是也将曾经的中产职业推向谷底。中等技能和中等收入的岗位大幅缩减，极少数则上升到收入快速上涨的高技能工作岗位——劳动力市场呈现出K型模式，要么艰难地挤到上坡路，要么滑入下行通道。“缓冲层”消失，两极之间渐行渐远，日渐隔阂。

第二个暗流则是负利率和财富分化。

普遍的利率下行意味着资产价格中枢的整体上升，会让那些拥有存量资产人群的财富保值增值，同时也会让这些有“信用”的人群更容易通过信用扩张完成“钱生钱”的过程。相反，没有存量资产，缺乏信贷能力的人群则被甩下列车。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说过，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越多，人群的财富分化就会越趋严重。更重要的是，资产价格的上行从来不是雨露均沾，而是强者恒强、分化加剧的。

2020年年初到10月7日，标普500中的五家头部数字平台——亚马逊、谷歌、苹果、微软、脸书，股票价格平均上涨40.36%，而其余495家企业股票平均只涨了0.44%。资产价格的上行和分化，也将让财富的分流持续和加速下去。

这些年全球贫富分化的程度也在快速上升。

以美国为例，1978-2019年的30多年间，富人的财富不断膨胀，顶部1%的富豪的财富占比从21%上升到37%，前10%富人的财富占比从63%上升到71%。

而中下层的财富却在缩水，高于财富中位数的中产阶层（财富分位数10%-50%）的财富占比在1985年达到巅峰（37.4%）之后开始持续下行，到2008年，这个数值首次跌破30%，之后继续下滑到22%——1/4个世纪的时间，美国中产财富占比缩水四成。分位数后50%穷人的财富占比则从3%一直下行到零附近。

实际上过去十多年，美国财富版图就是“底层沉没、中层消失、上层微涨、顶层膨胀”的局面。

铁锈区和阳光地带的对立，百万薪资千万股权和最低时薪的差距，华尔街和巴尔的摩废弃冶炼厂的对峙，上东区铂金包和皇后区街头海洛因之间地狱天堂的一线之隔……这些无不告诉我们，被视为资本主义黄金时代象征的纺锤形社会（指高收入和低收入较少，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已经在分崩离析……

美国不是特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的英国、法国，还是发展中的印度、俄罗斯，各大经济体富人财富占财富的比重都在上升。

从2010年开始，“不平等”一词的谷歌搜索频率在以10%的速度逐年上升，这绝不是简单的搜索次数增加。

分化和不平等的冰山，早已在海水下蛰伏，随时准备浮出水面。

看不懂的中国

在全球的不平等和分化中，中国是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2020年的新冠疫情加速了分化的趋势。就业市场、消费市场、区域经济和家庭财富都朝着两极发展。

数亿农民工受到巨大冲击，就业岗位减少，本来就不高的薪资下降了差不多6.7%。相反，体制内岗位受影响不大，数字化相关的高技能岗位收入大幅上升。

再看消费市场，高端奢侈品毫发无损，而中端品牌举步维艰。疫情过后，LV上海单店一个月销售额1.5亿，创历史新高。爱马仕、香奈儿门前永远排着队，但是像海澜之家(600398,股吧)、拉夏贝尔(603157,股吧)这些国产中档品牌都呈现收入、利润双腰斩的态势。

这种分化同样反映在房价上，优质的核心城市与其他二三线城市的差距正在拉大。

房产价格的分化上行、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又将中国的财富差距往前推进了一步。

但故事的另一面是，中国的分化显示出很强的“本国特色”。

尽管数据显示底层劳动力市场受到极大冲击，但是从民间生活上看却颇有点波澜不惊：

疫情过后，山西临汾的小县城新开张的四五家奶茶店每家都人满为患，长沙的超级文和友（民间小吃）每晚排几千号，宜家的沙发上重新躺满了摆出奇异姿势的顾客……

偌大一个中国，人间烟火，言笑晏晏，犹如疫情从未发生过。既没有出现美国那样大面积流离失所的人群，也没有表现出对社会激烈的不满。在我们团队几个月从北到南一路调研的过程中，从美甲师到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从程序员、大学教师，到小企业主，几乎都是淡淡的表情，“是，有冲击，能活下来，能撑，疫情嘛，没办法”。

为什么中国民间在巨大的冲击下，仍显示出如此强大的韧性？为什么“分化”加速没有在素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造成更大的波动？除了疫情之外，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挖掘数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财富结构相比，中国财富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公共财富占比巨大。

所谓公共财富，就是指政府拥有的建筑、学校、医院、交通设施等实物资产，以及财政存款等金融资产。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这些大都体现在了地价/房价上。

就中国居民的财富状况而言，这意味着：

1. 过去20年，购买城市住房的居民分享到了庞大的公共财富

更准确地说，公共财富以“城市住房”形式实现了部分对居民的转移。

根据央行数据，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在90%以上，房产占中国家庭财富的70%以上。

2. 区域/城市间的差别是中国居民财富分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北京拥有一套房产的人和在贵阳、山东乳山各有一套房产的人，其财富差距可以是十倍、百倍以上。2019年后，随着中国增长转向人力密集型的服务业，大城市的优势更加突出，这个差距还有加速的趋势。

当我们说“中国经济”这个词时，一定要非常小心。中国经济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站在中国不同的土壤上，你感受到的经济热度、营商环境、银行信贷、消费观念迥然不同。

在增长的过程中，我们要尽量减少分化，要保底，不能让一部分人太穷。现在国家肯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3. 同一城市内大多数普通居民家庭的财富分化状况暂时处于较为温和的水平

这也可以解释疫情冲击下，中国民间生活的波澜不惊，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无须面临“财富分化”的趋势。

高增长时代，大家的注意力在“效率”上，主要考虑怎么更好更快地烤出更多蛋糕；增长机会少了，大家的注意力一定更倾向于“公平”，要考虑怎么更好更合理地分配现有的蛋糕。

本质上，这是一个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中求得平衡的问题。

“慢变量”时代，来了

2019-2020年，经济转型的过渡期结束，中国正式进入万元美金社会，开始进入分化上涨的年代，从所谓的工业驱动，转向服务业渐渐为主的增长模式。

这个过程会产生两个问题：

1. 服务业是“慢变量”

而且越是高人力成本的服务业，越是慢变量。这方面我特别推荐张斌写的一本书《从制造到服务：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学》，谈得很深刻。

典型的服务业，比如教育、医疗，跟什么东西相连？跟你的技能积累（相连）。培养一个好老师、好医生，需要长期的学识积累，道德品质更是跟人的观念密切相关，不是靠砸钱就能搞定的，比建楼、盖房子慢太多了。

2. 服务业对资本的需求没那么高

这就造成我们的名义GDP增速会下来，为什么？

名义增速以前靠投资拉动，未来靠消费拉动。当我们谈论消费拉动时，很多人可能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比如消费升级，原来大家觉得20块钱一杯咖啡贵，现在是升级了，小姑娘也喝星巴克，甚至几十块一杯的酸奶也出现了。

消费升级没问题，但是边际效应在递减。

你从一个月赚几千到赚几万，消费变化可能很大，原来买不起的，现在买得起。当你从几万赚到几十万，上百万以后，消费弹性的变化很小。该买LV的还是买LV，也不会因为国家要促进消费就从买一件变成买三件。

这时你会追求什么？你会追求更高品质的服务，更愿意让你的孩子上好学校，接受好的教育，带你的家人出国旅游，对生命质量的重视也越来越高。

教育、医疗的溢价一定是快速上升的。

长沙有一家叫“爱尔眼科(300015,股吧)”的民营医院，现在是2500多亿的市值（截至发稿时）。怎么跑出来的？我想了一下，就是所谓的“全生命周期”给了他们很多（溢价）。如果是十年前、二十年前，得了眼结石、白内障，没人去管，现在的人就受不了。

以前觉得吃红烧肉是“升级”，现在都要节食，要苗条，要美，要耳聪目明……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出现了结构性变化。

但是优质的供给有限，供给侧的改变实在很慢。过往我们靠砸钱的模式，边际效应越来越低，经济增速就会慢下来，回报没那么高。

好多企业家还是追求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项目回报率，我觉得大家需要调整预期。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工业化到城市化的转型中，必然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增速下降。

虽然增速下来了，但是大部分人其实过得一年比一年好。（评价网络段子“2019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当你站在山腰，就不能再对比山脚，这么对比没有意义。你已经站在山腰，不可能用过去那种速度攀登山顶。

未来肯定还有很多机会，比如服务业，但是你得慢一点。

前不久，我在深圳跟人聊，我说办学校一定好挣钱，但是不要老想着办连锁学校，5年扩张100所，然后上市，褥一把羊毛走人。这种活儿没有了，国家也不让你干。慢变量的赛道需要大把的时间积累，你要有一点点工匠精神。

过去那种流量思维，“羊毛出在猪身上”的做法，在今天看可能是误区，我觉得，未来要老老实实养一只羊，每天剪，慢慢地剪羊毛，踏踏实实做事。高人力资本的服务行业尤其需要深耕，最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让中间的人有继续攀登的希望，

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增长潜力所在

和欧美不一样，中国还没有进入稳态增长的阶段，2019年我国刚刚达到人均GDP 1万美金的发展水平，我们还有“增量”的机会。

2020年10月29日五中全会的公报中，有一句话叫作“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整个公报中最亮眼的一句话，也是首次提出的一句话。

所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大约是人均GDP达到2万美金，现在刚到1万，这意味着未来的15年内中国经济要翻番，也就是说每年要保证4%-5%的经济增速。考虑到边际增长率的下降，未来5年需要保持更高点儿的增速，为之后任务的完成留下足够的空间。

这代表着“增长”还是未来15年的主旋律。增量会部分地暂时淡化分配问题。

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增长过程中的失衡——增长果实需要让更多的，尤其是后50%的人分享到。要让那些工作服务在大城市的“新移民”“农民工”以较低的代价获取城市价值上升中的权利，享受到公共财富的增值。

2013年以后，国内企业抓住过一波“低人力资本”的红利，比如外卖、打车等平台经济。对这种低人力资本的服务行业，（我明年新书里也会重点写）不能够压榨这些人。如果处理不好，这会是很大的社会问题。

不仅仅关乎公平与否，实际上，这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效率”和“增长”问题。

除了进出口外，增长主要就是投资和消费两块。一个经济转型专家爱用的词语叫“拉动消费”，但消费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消费是收入和财富的函数。

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没钱的时候消费得战战兢兢，只有收入足够高，家里储蓄足够丰厚的时候才更愿意花钱，花钱更安心？

拉动消费的根本在于让更多的居民有收入、有财富、有安全感。现在的商业模式大多都将眼光投在大都市圈这几亿中产的“消费升级”，这当然没错。

但是再想想，中国可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要知道，中国居民只有不到4亿人坐过飞机，1.5亿人有护照，可能出过国，不到1亿人喝过星巴克，不到4亿人有驾照；此外，还有5亿人没用过互联网，至少5亿人没有用上冲水式卫生厕所……

让另外1亿、2亿，甚至更多的人成为“中产”，让中间层的收入提高，财富上涨，创造流动性，让下面的人有上升的机会，让中间的人有继续攀登的希望——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增长潜力所在。

未来的社会结构是K型分化的。我们改变不了K型结构，但是我们可以去找K型结构里上行的那条线。对一部分人来讲会是海水，对少部分来讲可能就是火焰，关键看你在哪个阵营，看你是不是选对赛道，这也是我们团队一直想干的事，包括企业怎么选赛道、资产怎么配置、选房怎么选……

佛度有缘人，一个算一个。

从个体的角度，能改变什么？我们能改变的只有“小环境”，让家人过得好一点，让职员过得好一点，让朋友过得好一点。而且在这个数字化创造的微粒时代，个人的力量也越来越得到体现，顺着时代潮流而上，做对选择。

从国家的角度，可能就要尽量把下行的坡度减缓，把底线拉高。

增量时代注重效率，追求增长；存量时代注重分配，讲求公平。

幸运的是，我们刚越过万元美金社会的门槛，中国经济还有很多增量机会。迄今为止，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仍然丰富，人力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两年被数字化催生出来的新工作岗位的增速，远远超过传统产业。

结语

不久前我从北京出发，开始了一场长达数月的“中国之旅”：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长沙，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小城，最后回到北京。

一路上，从街头小店到出租车，

从食肆酒坊到学院机构，

从城中村到摩天大厦，从寺庙到夜店，

从阿里到腾讯，从万科到华为，

从IT新贵、小老板、新老银行家，到工厂蓝领、外卖小哥、美容师……

在这一路的调研中，我意识到只要一个人想努力，多少都能在轨道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以前说过，在一切的“中国溢价”中，中国百姓才是真正的“中国溢价”。

他们世俗理性，勤劳坚忍。即使遭遇再大的冲击和风浪，他们不会放弃，也不抱怨。他们沉默而坚定地活着。但凡可以用吃苦和劳动解决的，就自己扛住。

即使夜色深笼，只要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他们，她们，就会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往前走。

在《活着》中，余华说：“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

这个国家的百姓，真的值得被温柔以待。

本文部分内容摘编自《香帅财富报告：分化时代的财富选择》，新星出版社，2021年1月第一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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