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长耶伦对于设立全球公司税率下限的倡议，令拜登政府的税改计划更全面地浮现于全球视野中。

  为解决拜登政府约2.25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一揽子计划的融资问题，拜登政府配套公布了其名为“美国制造税收计划”的项目清单，最重要的两条包括：其一，计划将企业所得税率从21%上调至28%；其二，将美国公司海外利润最低税率，也就是“全球无形低税收入”(GILTI)从目前的10.5%提高至21%。

  简而言之，对于GILTI的改革涉及的是对于目前美国现行跨境税收规则的重大修改，而这方面的改革同二十国集团（G20）/经合组织（OECD）下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行动计划有着重大关联，需要国际合作方能成行，这也就是耶伦说出“正在同G20寻求合作，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达成一致，以免逐底竞争”的原因。

  多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拜登政府在财政部就打造了一支由税收政策专家组成的精英团队，而寻求G20合作此举在于希望更改其国内企业所得税同时，将税收留在国内，然而无论是其国内企业所得税改革，还是国际合作方面的最低企业税率改革，面临的困难都不小；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能够税改，国际资本是逐利而行，跨国企业在是否回流美国本土方面，也会衡量美国内制造业成本以及价值链获得难易程度等多角度问题。

  要加税全球一起加？

  在提到耶伦近期发出的在“二十国集团（G20）内部推动设定全球公司税税率下限”呼吁时，一位在华府律所工作的资深匿名人士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着重提出两点：第一，针对GILTI加税和针对企业所得税加税不同，其希望治理的是一些跨国企业的海外避税行为，在此方面可以看到包括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人在内的精英在近期都对此有所背书；第二，美国本届政府和美国财政部对于全球税务改革未雨绸缪，早就从产学界“招贤纳士”，在美国财政部打造了一支精英队伍。

  换而言之，在企业所得税从21%上调到28%的同时，为了防止企业经营难度的加大或将导致部分公司把业务迁出美国本地从而导致失业率再度攀升，拜登政府因此做出了相配套的针对GILTI的改革，希望将利润和就业都留在美国。

  斯蒂格利茨等人在近期发给拜登政府的公开信中对此阐述得非常清楚。他写道：“长期以来，国际机构未能应对全球化最有害的问题之一：跨国公司的避税和逃税。要建立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类型，就需要对跨国公司进行公平征税。结束企业避税行为也是解决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的最好方法之一。通过将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大公司每年剥夺了全世界政府至少24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美国跨国公司每年将约50％的海外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

  斯蒂格利茨指出，在OCED的相关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主要成员国的政府（包括美国上届政府）在错误的假设下进行了谈判，即认为通过保护总部设在其边界内的跨国公司，可以最好地维护其国家利益。因此，有关国际税收改革的讨论牺牲了共同的雄心，使之成为最低的共同点。同时，跨国公司继续避免被征税，而这些税款本可以帮助支付公共开支，并支持疫情后的复苏。

  他写道，尽管如此，谈判过程已达成共识，即跨国公司应被视为单一业务。这意味着应根据其在每个国家的实际活动对其全球利润征税。

  斯蒂格利茨强调，在疫情期间，全球电子商务增长了近三分之一，至关重要的是，不仅数字跨国公司，而且所有跨国公司的数字业务运营都应缴纳合理的税款。以此来制止国家之间有害的税收竞争，并减少跨国公司将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的动机。

  不过，斯蒂格利茨对于目前OECD等方正在讨论的12.5％的最低税率可能成为全球最高限额的情况并不满意，他指出，拜登团队在竞选中承诺将对美国企业的GILTII率提高到21%，如此不仅能增加财政资源，而且还将为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样本。

  他并说，没有证据表明，公司税率下降的趋势刺激了生产性投资和增长： 2017年美国减税改革后，主要是为股息支付和股票回购提供了资金，而公司税收实际上是对纯利润征税，因此降低税率对经济活动几乎没有影响。换句话说，公司税本质上是对股息的预提税，也就是对富人征收所得税。

  他并呼吁在采用这种方式改革之前，不要对已经开征数字税的国家采取贸易制裁。

  “肥水不流外人田”

  此前，特朗普政府对于OECD项下的此项BEPS税改项目的谈判并不热心，在拜登政府上台后，情况发生了改变，目前在G20/OECD框架下，各方希望能在今年7月达成共识。

  在G20/OECD框架下，为了寻求针对数字税等挑战，OECD等方面提出了有两大支柱的BEPS 2.0倡议：第一支柱是关于对于跨国企业全球剩余利润在各税收管辖区之间重新划分征税权；第二支柱即是设定一个全球最低税标准。

  上述接受采访的律所资深人士对记者表示，GILTI改革的细节过于技术，涉及辖区等问题，总体而言其改革方向目前看来与BEPS 2.0倡议是有所趋同的，如能达成共识，各国采用最低税，则征收离岸利润税收等问题会有较大改善。

  此次拜登政府计划将GILTI翻倍至21%，同时寻求国际合作，体现了其多重诉求：即希望能够吸引美国企业海外收入回到本土，又不希望美国跨国企业在面对竞争时面对不平等税收压力，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拜登政府的计划中，还提议取消对美国在海外投资时前 10%利润免税的规定，这也体现了拜登政府希望美企回归本土投资的想法。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企业税加税方面，加税是民主党的传统观念，不加也说不过去，但目前看，也没有加到特朗普政府减税之前的企业税（35%）程度，而是选择了一个较为温和的税率。

  而耶伦所提到的全球最低税，这一税率专注于美国企业他海外业务回转利润税率，实际上这都是在解决近两届美国政府一直所希望的美国企业回流问题。周世俭说，当下美国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而其后所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就业不足。同时在过去几年，针对美国本土的投资量也一直在下降。

  不过，周世俭认为，在协调全球最低税问题上，全球各国恐怕很难协调，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吸引外资，实现经济发展，如果不降税并采取一些优惠条件，如何吸引外资？

  与此同时，即便可以做到全球最低税率统一，还要考虑到美国的劳动力价格过高等整体因素。周世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有些经济全球化的规律是不应该违背的，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历史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