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木加”藏语的意思是“鲜花盛开的地方”。但希冀从未兑现，这里连最低矮的灌木也难成活。

这里也被称为“生命禁区”。哨所距中尼边境最近处只有4.5公里，海拔4900多米，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46%。山口附近风力常年在5级以上，冬天还常有暴风雪。

设哨61年来，历届士兵都在18号到27号国界碑之间巡逻。一趟下来，体格最好的兵也会口干、胸闷、嘴唇发紫。团里常说，“高地方、苦地方、建功立业好地方”，落实下来，种活一棵树就能被嘉奖。

士兵大多来自云、贵、青、藏，有的初中毕业，也有的大学毕业。在新兵连，每年有70%到80%的人自愿申请到昆木加哨所，但只有身体素质最强的才能被选中。

即便如此，已有22名士兵在此长眠。

每个新兵都在豆腐块中塑造自己，班长则是老师。叠被子、收拾桌子、寻方位、学深呼吸。部队人来人往，条令条例威严不减。

老兵王建飞18岁进部队，已服役11年。他少时扎根边防，身心具被迷彩占满。刚来时，看到老兵们的麻利和坚忍，他幻想过自己的未来。

11年过去，王建飞成了班长，跑三公里成绩是17分钟，引体向上能做20个，蛇形跑17.6秒。他开始克制自己的暴脾气。女儿出生后，他更要注重保养身体，给孩子一个好的未来。

但离开昆木加依旧是件不敢想的事，好在暂时不用想，他还有足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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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们在巡逻路上修理一处界桩。摄影：通讯员肖扬

生存

当兵第一年起，王建飞喜欢上了种树。他发现，沙棘树更容易在这儿存活，沙柳树则不行。

种树通常在3月。冻土还在，铁镐、铁锹挖断一根又一根，挖不动，就用不锈钢碗来刨。种一棵树需要七八十厘米的土坑，一天下来，只能刨开60多厘米。只有等刨到足够深，牛粪才会被丢进去缓缓搅拌。

昆木加经常下雪，雪被铲到树根附近，盖上去。战士们再用水桶和脸盆，从附近小溪接水浇树。

前几年，他们怕树苗冻坏，用塑料膜包了一层又一层。但一到冬天，绝大多数的苗子都挺不过。这种时候，王建飞总有点泄气。连队里统计过，树苗的成活率仅在5%。

王建飞来自云南文山，那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当兵前，他“皮肤也白白嫩嫩的”。每年，家人都给他寄来糯米粑粑、米线和炖汤用的三七，他叫来所有人，打开视频让家人指点做法，再有模有样地学。刚当兵时，快递到昆木加要两三个月，现在路逐渐通了，一星期就能到。

但速度没有赶走全部的孤独，哨所门口的石头就是见证。王建飞说它是“望妻石”，是他幻想妻儿和双亲的地方。也有人说，石头正对着自己的家乡。

王建飞喜欢篮球。刚下连队时，只有生锈的球架，科比去世那天，他和战友们打了一天球，悼念这位巨星。

他也爱爬山。哨所周围最高的山有6000多米，草甸夹杂着碎石子和雪。雪最厚时，脚踩下去分不清是坑还是平地。在这儿爬一次山约等于在内地负重40公斤，最老的兵也需要大口喘气。但在山顶上，看着一望无际的蓝天、白云和白雪，他感觉“很舒服”。

昆木加的苦，非一日之寒。

老兵边琼曾于1971年开始在昆木加服役两年。他生在日喀则市，从小就听过这支边防部队。上世纪60年代，昆木加唯一的植物就是高山草甸，甚至藏民也不愿在此生活。在那个年代，粮食供给不足，吃上罐头已经很不容易，如果能吃上白菜、海带和虾子汤，就算丰盛。

昆木加的雪最大时会下到膝盖，早起战士们就搓一把雪，抹在脸上和手上，喝的也是雪水。结果是持续拉肚子和手脚脱皮。医生嘱咐，要少碰凉水，但“也没热水”。

高原气候让他们身体也发生着变化。即便没有肺水肿等高原病，他们的肺部和心脏也会因氧气的缺失变得肿大，还伴随着脱发、掉牙齿。

1986年，营地里开始盖房、打水井，边琼记得，当时一共盖了13间活动板房。这些房间都不防水，下雨时，战士们如果想睡个好觉，要侧身抱着盆接雨。1997年，边琼回昆木加探望，发现营房附近已经搭起了温室大棚，种了小白菜。

但最让边琼难以割舍的还是家人。他是本地人，写封信快则一个月能到，慢则两三个月。更多的战士家在内地，通一封信要半年。有些战士在服役期间失去亲人，往往隔上一年半载才得知。

“父母让我来当兵，我就一定要完成。”边琼说，尽管生活苦，但他权当对自己的锻炼。来昆木加之前，他一个汉字也不会说。战友们教他习字，他给战友们当翻译。那时的藏民不懂普通话，连队通常都要招一两个藏族兵，藏族兵普遍关照内地新兵。他给新兵盖过被子，也背过物资，走上几百米，对方就已经感激涕零。

现在，看到昆木加新修的路，他想到了老战友。设哨至今，有22名战士在昆木加哨所长眠。有些在剿匪任务中丧生，有些则因高原病，“头昏，当场去世。”

2010年，王建飞刚到西藏，被分在老连队。刚来时，路还没修好，他吐了好几天。那时“路不通，水也不好，上厕所要去室外的旱厕”。一到下午，昆木加开始刮风。由于风大，哨所里的红旗常被吹坏，每月要换一次。遇上暴风雪，还要在门口牵着绳子才敢出去。

近两年，哨所建起了智能控温的“植物工厂”，种菜之余还能制氧。水培蔬菜成活率更高，哨所吃不完的，会往山下的连队运。在“植物工厂”建起来之前，战士们只能在饭桌上看到绿色。这些蔬菜有一小部分来自连队的蔬菜大棚，更多要从500多公里之外的日喀则市区运来，在路上颠簸近8个小时才能到哨所。

王建飞负责管理一处蔬菜大棚。摄影：曾金秋

巡逻

在昆木加，新兵行不行，主要靠巡逻检视。

站岗时，士兵们要到户外巡逻好几次。如果不戴面罩，当天就能晒到脱皮。到了晚上，气温接近零下十摄氏度，加上缺氧，指甲盖发紫是常事。

边琼回忆，上世纪70年代的昆木加已经是边防重镇，但“马可以走，人不能走”。新兵进哨所，第一件事就是学骑马，许多内地来的新兵都在雪地里狠狠摔过。

士兵来自五湖四海，身高、体重差别较大。但在当年，巡逻时统一要背上80斤行李，包括被子、毛毯、圆铲和锅。四川士兵个子小，一趟走下来，背上全是勒出的伤痕，或者白色的汗水印记。巡逻路上，战士们就地找些柴火和牛粪，有时是水煮面，有时是炒面。“迷迷糊糊走一天，背包卸下，人马上就能睡着。”

在雪地里，谁也不能保证活着回去。战士们在帽子里写上自己的番号和老家地址，放在仓库，“万一人没了，就把帽子寄回老家。”当地一些老百姓(603883,股吧)看到巡逻的士兵，也都哭过。

9个界桩之间有时冰天雪地，有时沙石横飞。最偏远的是18号界桩，也是战士们争抢着要去的位置。起风时，老兵会随手捡起一根野草，判断风力大小。

还是新兵时，王建飞体验过这番风景，他小心遵循班长的叮嘱，出门带齐装备。但在第三年，意外还是发生了。

那天有11个人巡逻。出发时，天气晴朗。到了西三角，路上开始起雾、下雪。王建飞想，这倒也常见。但走到20号界桩和18号界桩之间时，雪慢慢变大，能见度很低。

一位新兵问王建飞，这样的天气是否常见？王建飞说，“很常见，没事，前面的路我熟。”

路越来越难走，直到汽车趟不过雪地。王建飞带队下车步行，带了十多米，雪越来越厚，没过大腿，每个人都在试探着前进。

王建飞一个脚步没踩稳，半截身子淹进雪下面的暗冰里。副班长上前拉他，拉不上来。

“刺骨到不想走了。”那天，王建飞刚好没戴面罩和手套，身体沾水后，他逐渐僵硬。

最后，10个兵一个拽着一个，把他拉上来。时间不多，一行人立刻出发了。走到18号界桩时，雪花打在脸上，没有感觉，但所有人都冷得发抖。王建飞下半身失去知觉，于是大家商量，原地休息一会儿。

提议被否决了。“当时如果休息，估计人就没了。”终点遥遥无期，一行人越走越没力气，饥肠辘辘。“走不动就爬，爬不动就说说话。”中途因为雪太大，他们已经认不出来路。

在哨所附近500米处，几束手电筒的光从哨楼上射出。战友跑过来，把他们带回宿舍。

“记不清怎么回来的，只记得雪埋到大腿根，边跪边爬。”等他恢复意识，队医告诉他，再晚几个小时，人就僵了。

回来后，王建飞两三个月不敢和战友说话。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被自责、灰心和绝望的情绪包裹着。

又一次巡逻，他一遍遍检查装备，确认带齐才上路。

官兵在国界碑前吃自热食品。摄影：通讯员肖扬

家人

王建飞几乎不流泪，妻子生产那次例外。

他们初中就认识，他去当兵，她从大理医学院毕业。有次休假回来，在镇上遇到，两个年轻人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她总去关注他的QQ空间，对他在高原上的生活很感兴趣。没多久，两人就成了情侣。

常年在部队，他期待另一半能有自己的事业，这样就不会感到孤寂。她性格刚毅却温柔，事事安排妥帖，渐渐成了他的“支柱”。

结婚那年，他24岁。听说本命年不能结婚，两人决定先偷偷领证，至今也没有结婚照。

为了要孩子，他严格戒烟一年。但女儿快出生时，他刚好在团里参加士官晋级考核，事关前途。

考核首晚，丈母娘突然打来电话，“王建飞，你知不知道孩子的头太大，要剖腹？”

他对生产完全不懂，马上用手机检索剖腹产，一查心惊胆战。“对孕妇不太好，会引发后遗症。”但时间不能拖，“我说实在不行就剖吧，丈母娘当时就哭了。”

白天考核已经耗尽体力，但等待妻子做手术时，他大脑空白又清醒，只遗憾不能陪她。

妻子是医生，从生产入院开始，都是一个人办理。从下午五六点开始，折腾到晚上十一二点决定剖腹产，“鬼门关走了一趟”。

手术一小时后，丈母娘给他打来电话，劝他早点休息，孩子生出来再告诉他。但他毫无困意。直到两点多接到电话，说母女平安，“我当时就哭了，还是没睡着。”

幸好，第二天体能考试成绩还不错，他也顺利晋级三期士官。成绩出来时，他“也高兴，也难过。”

6天后，他从西藏赶回云南老家。一见面，妻子就抱着他，对着肩膀狠狠咬了一口，放声大哭。

刚出生的孩子很软，抱着她，王建飞有点胆怯。多数时候，他负责换尿不湿，给妻子炖红糖鸡蛋汤。

妻子逐渐恢复后，带他去了工作的医院。异地恋时，妻子喜欢跟他交流单位上的事，她的同事们对他也不陌生。王建飞感觉，谈起自己的时候，妻子很快乐。

他的便装很少。一闲下来，妻子就带他买衣服。“她很抠，但对我一点都不。”四个月假期结束时，他带走了几双新鞋和保暖内衣。

去年初，王建飞被军分区评为“忠诚戍边感动人物”，在日喀则参加颁奖活动，妻子也被邀请。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丈夫工作的城市，从文山到日喀则，要赶两天路。一出火车站，王建飞就抱给她一束花。看着穿军装的丈夫，她也顾不上缺氧，兴奋不已。

官兵们在昆木加哨楼前重温入党誓词。 摄影：新京报记者曾金秋

前途

现在，一天天老下去的父母，连同刚出生的女儿一起，成了王建飞沉重的心事。

上次过年回家时，他发现父母头发白了，皱纹也多了。更心酸的是，女儿不让他抱，也不会叫爸爸。他自我安慰，孩子还小，长大就会了。好在，今年孩子逐渐开始学会叫他。

在高原，脱发掉牙齿是很平常的事。第一次发现自己掉牙齿，是在2015年。当时王建飞正在吃烧烤，吃着吃着，咬到一小块牙齿。王建飞没多想，接着喝饮料，又咬到另一小半牙齿。“当时就挺难过，一晚上都在想。”

一个月后，牙齿不痛了，事情也就淡忘了。他想着，“也就掉了一颗牙，比起别人，不算事。”第二次掉牙时，他依旧没什么感觉。直到去年，他又掉了一颗，“没想到这么快。”

现在，他不敢去检查身体，总害怕查出什么问题。

王建飞生在农民家庭，种过大葱，也当过传菜工。小时候调皮，惹过是非。来部队之前，家里希望他去技校学门手艺。当兵之后，人生轨迹就被改写。

平时放假回家，他总感觉和从前的发小格格不入。他在部队不喝酒，但家乡人很看重酒量。有时被逼得无奈，他干脆拒绝。朋友们也笑他，“怕老婆，喝不痛快。”他内心明白，是部队塑造了自己。

明年10月，他将再一次参加士官晋级考核。尽管体能一直保持得不错，他心里还是打鼓。

退伍还是一件不敢想的事。前些年，他去过一次上海。在虹桥机场坐地铁时，他连刷卡都不会，干脆翻过闸机。一旁的安检员上前制止，看着站得笔直的他，又听完他的辩解，对方表示难以置信。

在上海，王建飞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外国人，他有点后悔，当初没好好学英语。他还想着，有机会要带妻子去北京看看。

刚下连队那会儿，带他的班长“一个眼神都能让人发抖”。为了“教训”他，班长踹过他一脚。

正想着怎么报复时，老班长说，“宁愿你现在恨我，也不愿意你退伍后恨我。”在后来的生活中，王建飞磨平了暴躁的性格。新兵来了之后，担心他们除了站岗什么也学不会，王建飞对自己要求更高了。平时，他负责照顾连里的蔬菜大棚，对自己的体能要求也严格。他跑三公里成绩是17分钟，引体向上20个，蛇形跑17.6秒。

这样的传承在连队里很常见。藏族兵肉丹加从小是孤儿，初来时，他不太懂汉语，也不理解紧急集合的意义。在指导员的帮助下，他理解了这些。汉族兵武贝贝为了完成过世爷爷的遗愿，瞒着父母应征入伍。一天晚上，他从床上摔下来，老兵马上带他去找军医，让他既紧张，又感动。

在昆木加哨所，每个人对访客都热情，但也都有绝对底线。比如，茶几上的杂物马上就有士兵来收，饭吃完了马上有人来盛，但不该靠近的位置绝对不靠近，不该拍照的绝对不让拍。

昆木加哨所的官兵正在站岗执勤。摄影：通讯员肖扬

11年间，王建飞见过太多人在部队成熟起来，也见过铁汉的眼泪。

去年底，当兵16年的老班长穆鲁东退役了。他是昆木加第927名士兵，服役期间，他参与巡逻2316次。单位组织现役士兵，陪他走完了最后一次巡逻路程。

在25号界碑面前，穆鲁东最后一次为它描红。他把脸贴在碑上，边吻边哭，“老伙计，真的舍不得你啊。”

仪式完成后，穆鲁东没敢和战友依依告别，上车直接走了。

王建飞在一旁看着，也哭了。他想着平时有点凶狠，会耍小脾气的穆班长，也想到了自己退伍那天。

但好在一切都是模糊的，他还有希望继续留在昆木加。

新京报记者 曾金秋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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