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海陆涵之

  3月25日，国家发改委等28部门联合印发《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下称《方案》），部署了包括培育壮大零售新业态、积极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深入发展数字文化和旅游、有序发展在线教育等24项工作。

  《方案》提出，降低平台交易和支付成本。引导外卖、网约车、电子商务等网络平台合理优化中小企业商户和个人利用平台经营的抽成、佣金等费用，用技术赋能促进平台内经营者降本增效。鼓励商业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清算机构等创新措施优化移动支付等相关收费，降低中小商户支付服务成本。加快数字人民币的试点推广，优先选择部分新型消费活跃的城市进行试点，着力提高金融运行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

  第一财经记者就此联系饿了么、滴滴、美团等平台，截至发稿，均未收到回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出台这一《方案》，是为了进一步降低金融交易和平台经济的抽佣，以降低实体经济和中小商户的运行成本，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中小商户，通过降低整体交易成本的方式，来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从《方案》的出发点来看，是为了进一步培育新型消费，鼓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这就需要平衡好中小微商户、平台和消费者利益。而鉴于当前三者利益天平有所失衡，降低平台交易和支付成本有其必要性。”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首先，当前平台抽佣偏高，中小微商户无力承受，影响经营积极性和发展后劲；其次，平台方有其市场优势地位，商户缺乏议价砝码，这导致平台与商户难以形成良性共赢和价值耦合。

  “给外卖平台打工”

  对于降低平台交易和支付成本的呼声一直存在。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的一份团体提案表示，外卖平台几家独大，甚至在竞争激烈的地区要求餐饮企业非此即彼“二选一”，佣金居高不下，使得很多餐饮企业都是“赔本赚吆喝”，根本不能有效缓解自身经营上的困难。

  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众多餐饮企业面临租金、人工、能耗、税收等多重成本压力，客流、现金流严重不足的困境无法得到及时缓解。诸多餐饮企业在疫情期间面临亏损、不得不上线外卖平台，以此提高人气、增加现金流，尽量弥补损失、维持运营。但却又面临外卖平台过高佣金的困扰。

  自从去年疫情发生后，所有餐饮企业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少餐饮界连锁企业濒临破产，而外卖则成为餐饮企业的救命稻草。但随之而来的是主流外卖平台提高佣金比例。

  上述提案称，平台对不同规模商家的抽拥比例不同，佣金最低的为自配送商家，通常在5%~8%，品牌影响力大的大型连锁为15%~18%，品牌影响力有限的小型连锁为18%~20%，餐饮企业常见的夫妻单店佣金和新签用户更高，由代理商负责的地区佣金也高于自营地区。

  前述工商联提案认为，按照经营的“123法则”，房租成本占10%，人力成本占20%，货物成本占30%~40%，平台抽佣占10%~15%区间才是餐饮企业可以接受的，否则很难实现赢利。

  面对如此高的抽佣比例，餐饮业内部人士经常发出“给外卖平台打工”的不满。

  “按照商品成交金额，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对于大客户的抽佣比例为13%~17%，个体小商家的比例会多一些，甚至超过20%。”某餐饮品牌线上运营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该负责人表示，餐饮行业的毛利率在60%~70%，扣除人工、店铺租金等费用，剩下的利润不多，如果再扣除平台抽佣费用，那基本上是挣不到钱的。

  北京一家连锁餐饮相关负责人此前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自己同时上线了美团和饿了么两个平台，目前扣点约为19%，平时活动时会有一点补贴。

  他表示：“听说过外卖平台的二选一。他们（美团和饿了么）两家都有找过我们要我们做独家，说可以降点，但我们还是选择都做了。”被问及原因，该负责人表示，“一是降点力度不够大，二是商家希望外卖生意能有更多的客户群，既然选择上外卖，干脆我们就一起做”。

  北京一位网约车司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按19%抽成，但是滴滴特惠快车给的价格太便宜了。”

  “作为一项针对平台经济的治理政策，尽管短期内的利益调整会让平台方抽佣收入减少，但长远来看，通过平台更加动态合理的让利，促进中小微商户、平台和消费者利益的再平衡，对外卖、网约车、电商等行业还是会带来更良性更可持续的利好。”朱克力表示，这项政策的正确执行，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实体经济和平台经济协同赋能将起到正向引导作用。

  专家称“强制力有限”

  然而，《方案》何时执行、如何执行才是关键。

  “发改委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只能引导，强制力有限。”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游云庭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价格反垄断归市场监管总局管，根据价格法规定，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包括了：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平台佣金不属于以上多项。

  从实施措施看，盘和林认为，要引导平台降佣，首先要给平台减负，比如降低金融转移支付的手续费，从源头层层减负，最终到达实体经济，其次要引导平台利用科技提质增效，平台本身应该是降低人力的一种方式，应该提高社会整体效益。

  盘和林表示：“当前，平台抽成情况有些合理，有些不太合理，但总体抽成水平适中，是优化结构性矛盾，有下降和优化的空间。”从全球视角看，我国平台整体抽佣水平还在合理的水平，但需要从区域和结构上进行优化。

  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整个支付链条来看，第三方支付行业利润不高，可降低的空间比较少。在转接清算侧和银行侧还有成本下降空间，例如央行搭建了不少支付清算体系工具，目前转接清算过程的成本，包括账户成本预期都会逐渐下降，包括银行侧数字化技术的提升。”

  对此，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博客,微博)表示认同。“目前各个平台的实际支付成本并不高。我认为有更大改进空间的是平台降低对中小企业商户和个人利用平台经营的抽成和佣金等费用。”郑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优化抽成、佣金的需求与垄断有关，应该充分引导平台间的竞争，来降低平台收费和分成水平。

  上述专家认为，这一《方案》后续应该会有细则出台，降低平台佣金是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影响会比较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