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老化和少子化是老龄化社会的主要特征，通过延迟退休提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优化生育政策提升生育率，是应对老龄化冲击的两件“法宝”。然而，在(外)祖父母已成为我国照料婴幼儿的重要力量的背景之下，鼓励生育政策与延迟退休之间的矛盾该如何化解。

  一篇刊发于今年第9期《经济研究》上的论文对这一矛盾给予了及时的关注。这篇名为《退休年龄制度的代际影响——基于子代生育时间选择的研究》称，延迟退休年龄不仅会影响到临近退休一代人的劳动参与，还将对他们下一代(子代)产生影响，家庭代际时间转移可以在一定程度缓解已婚女性生育和工作的两难境地。

  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有关部门在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时也应考虑与婴幼儿照料政策之间的协调平衡。在女性生育机会成本较高和缺乏社会托幼服务的环境中，延迟退休可能会导致生育年龄进一步推迟，冲销生育政策的效果。

  因此，封进认为：“弹性退休是一种比较好的政策选择，在一定年龄范围内允许劳动者选择退休的时间。如果家里有第三代需要照顾，他们可以权衡是自己工作，还是自己退休让子女工作，看看哪种决定对于家庭来说是最好的安排。”

  隔代照料影响生育时间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中提到，保持人口代际均衡发展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久之计。我国人口正在经历从数量压力到结构性挑战的历史性转变，老年人口偏多，青少年人口偏少将成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这既不利于保持代际和谐和社会活力，也不利于维护国家人口安全和增强人口长期发展战略。

  上述百问中的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6左右水平，每年出生人口在1600万上下。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在2016年和2017年形成了生育小高峰，分别出生1786万人和1723万人，但2018年就降至1523万人，2019年又降至1465万人。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近期呼吁，“十四五”应稳妥推进生育政策改革，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

  人口学界的共识是，初育年龄越晚，总和生育率越低。我国当代女性的生育年龄已逐渐推迟，实际初育年龄由1995年的24.36岁，上升到2012年的26.60岁。

  上述论文称，相比于父代超过退休年龄之前，父代超过退休年龄之后的子代生育率有显著提高，说明子代会根据父代退休时间规划自己的生育时间。

  从我国现实的情况来看，在家庭(尤其是育龄女性)面临生育和工作矛盾时，她们的父母是否有时间提供隔代照料可能改变生育时间的选择。上述论文采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S)数据，发现父代退休对子代生育有积极的影响，基本结果显示子代的生育概率会由此提升约6~9个百分点，提升了约44%~61%。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延迟退休的复杂性体现在我国临近退休的一代人，需要承担照顾家庭的老人以及第三代的责任。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大约有33.6%的老年人在被调查时的最近6个月里帮助子女照看过孩子。

  中国健康与养老跟踪调查(CHARLS) 2011年和2013年的两期数据也显示，被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的女性和男性，办理退休手续后照料孙子女的概率分别提高了30个百分点和16个百分点。

  封进表示，很多办理了退休手续的老人开始照料孙子女，一方面由于照料孙子女是我国长期保持的家庭传统，另一方面与我国社会化照料体系严重缺乏有关。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员张熠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延迟退休政策和提高生育率是存在一定的冲突，主要是因为很多老年人延迟退休后工作和照料第三代之间存在冲突。但两个改革目标并不一样，两项改革都是需要的。

  延迟退休与提升生育率如何并行

  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的深入，母亲的时间价值与生育之间的冲突更为突出，女性工资存在“生育惩罚”，即生育导致女性劳动时间减少，工资下降。

  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高，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17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1.49%，同年美国为55.74%，日本为50.50%。因而我国女性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很高，面临生育和工作的两难选择。

  上述论文提到，生育对女性工资率有显著负向影响，通过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追踪数据(CHNS)发现每生育一个孩子会造成女性工资率下降约7%，并且这种影响在受教育程度高、国有部门工作的女性中更为显著。

  封进表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时间价值与生育之间存在冲突，父代提供隔代照料可以帮助工资收入较高的女性减少可能存在的生育惩罚，应对社会婴幼儿托管提供不足和成本高昂的状况。

  就社会托幼服务看，随着市场化改革，教育部门和集体办幼儿园占总体比例由1997年的77%下降到2016年的33%。而且多年来，3岁以下幼儿的托儿服务依然十分缺乏，卫健委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婴幼儿在各类照护服务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

  不仅公办托儿服务严重缺乏，社会力量兴办的托儿机构供给也十分不足，而且费用昂贵。

  延迟退休与提升生育率如何并行？

  封进认为，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需要考虑到其对放开生育政策效果的影响。相比于强制延迟退休年龄，灵活退休政策对于生育率和女性全职工作概率的负面影响更小。当前需改革僵化的退休年龄制度，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和“退出就业岗位的年龄”分开，规定一个最低的领取养老金年龄，但并不要求人们必须退出劳动力市场。

  张熠表示，延迟退休后我国还会实施更富有弹性的退休制度。老年人中差异性很大，延迟退休旨在促进人力资本较高、身体状况较好的、企业迫切需要的老年人继续从事正式工作。在家庭生产中还非常富有生产力的老年人，仍然可以早点退休，并且通过家庭政策支持他们照料第三代。

  “不要只看到两者之间的矛盾，也要看到他们目标的差异，以及我们通过更富有弹性的退休制度以及家庭支持政策，让这两个改革成为相互配合的左右手。”张熠说。

  上述论文建议，通过完善社会婴幼儿托管机构建设，减轻女性生育成本。对于0~3岁的婴儿照料服务，目前的社会照料基本空白。但一些国家如韩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婴幼儿服务已经列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范畴。

  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凯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小步慢走，弹性实施，注重激励”的原则下，一方面渐进式的实施延迟退休，对现有劳动力市场冲击比较小，老年劳动力和所在家庭有适应的缓冲空间；另一方面，在实施进程中要加大家政服务、生育服务和育儿市场的建设，鼓励服务型机构的建设和良性竞争，为家庭提供合理价格的专业服务。

  此外，姚凯还建议，通过老年人延迟就业收入的合理化提高购买市场服务的购买力，政府也可以通过税收补贴和创造就业岗位激励支持家政和育儿市场服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