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很大一部分是“媒体政治”

美国政治的辉煌骄傲之处，就在于它的理性论政，公平、公正与公开。但是民主政治很大一部分就是“媒体政治”，选举的重点不是谁的政见最好，而是谁最能吸引社会大众的注意，谁能赢得选民的情感、喜好，谁就能胜出。
赢得情感与喜好比的往往不是突出的议题或卓越的领导力，而是长相、知名度、口才、口号和誓言，涉及更多的是公众表演的能力，很少靠议题就能取胜。
就像当年肯尼迪以略微票数胜选尼克松，当问选民为何选肯尼迪？民众回答说：“Because welike the way he looks.”（因为我们喜欢他的样子。）一张好看的宣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当年克林顿总统还是阿肯色州年轻的州长，他出来挑战总统大位。阿肯色州是一个公众关注度很低的小州，人口当时才100多万，森林数目比人口数多得多。40多岁籍籍无名的克林顿参选民主党的总统提名。

一开始，民主党十几位总统竞逐者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当时媒体对候选人的报导比例旗鼓相当。克林顿名气很小，比起任何一位候选人，他都没有更大的知名度或曝光度。
但是一位过气的阿肯色州女歌手，突然跳出来宣称她曾经跟克林顿州长有过12年的恋情。早不说晚不说，偏偏选总统时，旧情人跳出来说话。 这位头发烫金、卷曲有致，余韵犹存的过气歌手——珍妮弗·花朵（Jennifer Flower）告诉媒体，克林顿不可以当总统，因为他有过这么一段不伦之恋。
其实当时美国大众没有多少人知道克林顿，结果珍妮弗一炒作，一时之间全美国的媒体大幅报导克林顿。
这位年轻州长，外表英俊，口才敏捷，出身贫苦，单亲家庭，祖父养育，是吃快餐食品长大的青年；曾以助学金上了耶鲁大学法学院，并拿到罗得岛奖学金到牛津大学研读；高中时与肯尼迪总统握过手，29岁就当上州长。
一时之间，社会上不知道是谈论绯闻，还是报导一个曾经励志向上的勤读青年。
根据一项研究，珍妮弗出面指控之后，有关克林顿的媒体报导是其他总统候选人的500倍以上。 克林顿通过巧妙的回避与解释，让这件事模糊不清，难辨其真伪。当知名度大幅提高，绯闻各说各话，莫衷一是，克林顿阵营开始运用媒体对他的高度关注进行转向，转向无能力就学的青年们，政府应该如何补贴他们上大学。
克林顿自己是过来人，他曾经有就学的各种遭遇。绯闻争议事件，使他具备高知名度，他把这股“势”、这股“动能”巧妙地转向正面，使得自己成为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最杰出、最耀眼的候选人，并最终当上总统。
而所宣称的“他的老情人”珍妮弗，其实无意或有意地帮了大忙。 

 

回溯美国总统竞选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辩论会是在1960年，肯尼迪与尼克松竞选总统之际。当年正值青壮的肯尼迪参议员，与时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尼克松争夺总统大位。
那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场电视辩论，当时还是黑白电视的时代。
在电视辩论之前，尼克松具有绝对优势。尼克松年过五十，正值壮年，政绩显赫，雄辩滔滔。
而肯尼迪刚过四十，年轻英俊，侃侃而谈。双方激辩，不分轩轾。尼克松穿着灰色西装，又刚刚开过刀，严肃中稍显虚弱。相反，肯尼迪穿着蓝色西装，沉着稳重，在电视画面上显得神采奕奕，雄姿英发。 辩论结果是，听广播的受众以多一个百分点认为尼克松赢得辩论；相反的，看电视的观众同样以多一个百分点认为肯尼迪获胜。
为什么肯尼迪输掉广播而赢了电视？因为他帅“Because we like the way he looks.”（我们就是喜欢看他的样子。）从此以后，美国总统辩论再没有人敢穿蓝色以外的西装。所有的候选人都穿蓝色西装，只是配上不同的领带罢了。灰色，显得不够权威；蓝色，代表权威、稳重。
你看无论特朗普或拜登，都是着蓝色西装。1992年老布什、克林顿以及独立候选人罗斯·佩罗 (Ross Perot) 的三方辩论，3个人都穿蓝色西装。对于讨好选民，形象与长相比言论内容更为重要。这是媒体政治的本质。 对于特朗普与拜登而言，两位都是老人，在电视上看没有雄姿英发的可能，看起来不衰老、迟缓已经是万幸。辩论前专家还很担心拜登会显出老态，但第一次辩论拜登话语清晰、颇有活力。然而比起当年里根总统的幽默，拜登的表现其实还算很一般。
1984年，里根以同样74岁的高龄挑战连任，里根的对手是民主党的蒙代尔(Walter Mondale)，年龄刚过50，少里根20来岁。
里根的年龄老迈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当总统辩论会的主持人问里根总统：“您认为年龄会不会是选总统的一个议题？” 里根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会！我认为年龄绝对不会是议题！”他说：“我保证，我绝对不会拿我的对手是‘年幼，且缺乏人生历练’来占他便宜，或作为他的弱点攻击他。” 此话一出，引得主持人及现场所有观众哈哈大笑，连蒙代尔也都大笑出来。这是70多岁的里根式幽默，化解了他最大的弱点——老迈。里根赢得压倒性的胜利，连任总统。 对于关键议题，不说错话，是总统大选辩论会中，所有候选人的一大挑战。当年卡特挑战寻求连任的福特总统，在辩论会中，当主持人问福特总统，对于东欧长期被苏联控制，他的政策是什么？福特竟然回答：“过去或未来，东欧从来就没有被苏联控制。”
对于1970年代美苏冷战，东欧在苏联控制之下是不证自明的事实。结果福特昧于事实的谈话，成为该场辩论的历史焦点与笑柄。卡特轻松赢得选举。 1992年，年轻的克林顿挑战老布什总统竞选连任。选前两年，老布什总统因为打赢波斯湾战争，民调支持度曾经高达百分之八十九，几乎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民调支持率最高的一刻。
但海湾战争后，老布什治下的美国经济表现不佳，到总统大选之际，民调下滑到将近百分之五十。
老布什总统碰到历任美国总统连任的两项铁律：第一个铁律是赢得战争的总统铁定连任；第二个铁律是输掉经济的总统肯定败选。这两个铁律同时发生在老布什身上。 在竞选辩论会上，当一位民众对老布什总统提问说，他们的生活困难，找不到工作，孩子申请助学金困难重重。结果老布什用手靠着耳朵说，“对不起，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请你再说一次”。
舆论对他的反应很失望，认为贵族出身的老布什，不食人间烟火，不知民间疾苦，所以反应颟顸。
而克林顿则借机发挥，立刻响应这位民众说：“你的问题我感同身受，我曾经跟你们一样，靠助学金上学，我当上总统一定尽最大努力解决贫困问题，提供更有利的助学方案。”老布什败选。 虽说赢得辩论，不一定能当上总统。但是辩论场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总是会因此远离总统宝座。历史上两条总统竞选连任的铁律，终于一较出高下，输了经济的总统，败选了。

 

美国总统大选的背后

也许读者会疑问，辩论中失言的总统候选人很可能落选，但是以《 时报》最近的统计，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说了超过两万次的谎言或提供了错误的讯息，难道他还能当选？特朗普受到部分美国民众的欢迎，则显示美国的价值在崩解或急剧转化之中。 特朗普总统寻求连任的整个大环境是：美国对疫情的掌控几乎是全世界最糟之一，而且还不知道何时能结束；经济大衰退的危机一直存在；内部种族冲突严重，左派激进分子与  激进分子间的暴力事件时有所闻。
而特朗普却以各种方式扩大对中国的对立形势。特朗普或许希望把美国一切的不幸都怪罪给中国，但只要中国没有随之起舞，特朗普一个人很难继续唱独角戏。 现在，议题回到美国面临的时代处境，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政经寡占的国家。在许多民主党人的眼中，拜登的危机看来是太像特朗普，都是寡占菁英的代言者。
喜欢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人认为桑德斯才真正代表美国人的声音，代表美国人迈向新纪元应有的政策与社会形态，包括财富分配、环境健康、知识经济对未来社会的冲击和对族群平等的关注。
美国有13%的拉丁美洲裔选民，这个数字代表的是3000万选票；有12%非洲裔选民，人数是2000多万；还有1100万的亚洲裔选民。以特朗普“白人至上”的立场，少数裔美国人的态度是胜选的关键之一。
然而，因为拜登是老政治，白宫的说客大量地介入美国的政治走向，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才说，美国现在是一美元一票，不是一人一票。 这次总统大选选的是，美国的未来究竟是要赤裸裸地以现实主义作为施政主体，还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齐头并进，就如同20世纪中叶之后的美国，以世界领袖、以维护世界秩序自居，并真正做到世界领袖应有的气度与典范。
或者，美国在被各种新兴崛起的国际势力逐渐取代之后，以恐慌与自保，替代过往坚持平等公正的理想继续领导世界。 这次选举的输赢代表的不是特朗普或者拜登，而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可惜的是，作为理想主义的形象，拜登仍然有差距。
一般来说，参与民主党总统初选的参议员桑德斯才更是这种形象的代表。但是桑德斯输了初选，他更像一个理想家而不是政治家。
然而拜登过度靠近利益团体的色彩，无法有效区隔自己与特朗普之不同，这使得这场选举的输赢还在未定之天。 不管谁获胜，美国面临的挑战始终是巨大的。疫情的控制、经济的复苏两者互为矛盾，除非美国人愿意牺牲短期利益以换取疫情的控制，但美国人却如同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言，90%的美国家庭拿不出400美元以因应家庭急需。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无法短暂喘息。急需快速恢复经济，使得疫情无法得到真正控制；疫情无法真正控制，经济也就无法全面复苏。
美国整体社会过度自利的倾向，使得美国缺乏真正的整体观，这是特朗普崛起的契机。诉诸利益，弃诸理想，却能取得民心。这是民主政治最大的隐忧。 从希腊柏拉图以来，令人最担心的民主政治的衰败，常常来自合法的权力通过操纵民意形成长期寡占，而寡占容易产生民怨，民众就会期待一位英雄出现，但他经常是煽动者，趁机获取政权。这是历史上的凯撒主义（Caesari  ）。
每当人民生活困难，无法改变寡占集团的控制，他们就会期待一个政治英雄——西泽来拯救他们。但是化身英雄的煽动者在获得政权后，可能带来更大的社会对立与政治骚动，这是当今美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无论如何，美国的稳定攸关世界的稳定。
美国经历“一极化”大国的时间长达30年，至少从1990年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算起，世界正式从美苏两极的世界迈向一极的世界。美国作为世界超强领袖，至少在“多极化”的世界尚未形成之际，其对世界的影响甚至领导仍然是必须的。 如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教授（Joseph S. Nye, Jr.）所提出的“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
约瑟夫·奈论证金德尔伯格教授在二次大战之后提出的“霸权稳定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二次大战之后世界强权的真空状态，为美国领导世界金融及政治提供必要角色。金德尔伯格教授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环境，包括公平交易，安全与开放的贸易体系，和平的国际氛围等。
而在美国逐渐失去这种世界领袖的角色之际，将由谁来承担国际经济与社会稳定的角色？这是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所担心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美国选举对中国的影响

 

关于美国选举对中国的影响，外界的观点和看法很多，本次小编选取了5种不同的声音分享给大家。

 

 

1

短期不利，长期可能创造有利

中国一直是美国的假想敌，美国社会对于与中国对抗其自身可能付出的代价并没有完整的评估与共识。
如果特朗普当选，这种冲突的局面将很难预料，特朗普主政的美国与中国的交往不会是一个稳定的关系，时而亲近，时而对立，就看特朗普心中所思考的利益点。 但长期而言，特朗普因为不愿意介入包括气候协议以及贸易协定等世界性组织，不愿意分担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他只想顾好美国的利益，遑论成为世界领导者。特朗普所失去的将会是国际社会对美国长期领导的信任关系。
这种形势对中国的崛起短期不利，但长期可能创造有利的条件。前提是，中国必须有意愿或有能力成为世界秩序主要而非唯一的维护者与领导者。
从这个角度言之， 在中国经济与军事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之际，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力仍必须加强。中国寻求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前提，不只是运用优越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文化的力量才是在世界舆论平台胜出的关键。 没有一个世界强权在与各国发生冲突之际就动辄打仗，但可以做论战。政治影响力来自论战力，赢得论战才是建立政治强权的关键。 如果拜登当选，美国对于中国发展进行某种程度的抑制仍然会持续，但是方式应该会更温和。比起特朗普，拜登更愿意介入国际社会，这对于美国继续领导国际秩序将会维持一段更长的时间。
对于中国，拜登估计将不会像特朗普那么的情绪化，某种稳定的围堵中国的策略应该会是他采取的措施。
这短期对中国的影响相对可以预期，会处在一个持续而稳定的博弈，对中国的冲击较为不激烈。但长期而言对中国的崛起未必有利，世界迈向多极的局面也需要更长的时间。
拜登不像是一个强人，但是只要他能适当运用当前美国既存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的优势，拜登可以继续领导世界颇长的一段时间。毕竟美国人才济济，精英辈出，只看领导人如何运用这股优势。 对于中国自身而言，中国领导人决不会把自身国家的命运放在美国某一个总统的当选之上。
无论美国大选谁当选，无论美国是会逐渐衰落或是会持续强大，对于世界而言，尤其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关键仍在文化的创造力。
中国要如何建立一个能被世界诸国所接受的新国际规则与价值框架，尤其能有效包容自身边界区域的文化与政治冲突，是中国在美国逐渐显出紊乱之际，自身必须严肃思考的课题。
这项价值框架的宽度，决定未来中国在世界影响的力度。
——
何日生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来源：正和岛《决策参考》


2

中美博弈可能会持续一代人到两代人

第一，无论谁当选，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都不会改变，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也不会改变。 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以及中美“道路分歧”日益加深，美国社会普遍把中国当做战略竞争的对手和最大威胁。在这种民意基础和舆论氛围下，民主和共和两党对中国的敌意也在上升。 下图是过去15年里，美国两大党对中国“敌意”走势，可以看出都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并处于历史高位。其中红色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
 正因为如此，在大选里两党都在打中国牌。比如特朗普和拜登都指责对方（或者对方的家人）在中国做生意，疑似“不当得利”，或者在中国交税比在美国还多。而且双方都在比，看谁可以对中国更强硬一些。 大选期间，特朗普不断对 售，或者派出高官到台湾“访问”。而拜登则投书台湾联合报系旗下的媒体（“日报”），承诺如果当选将深化“美台关系”。 所以，无论特朗普和拜登谁当选，都会把中美博弈推向一个新阶段。 只不过，特朗普政策的“随机性”、“波动性”比较大，常常令人猝不及防，而且不顾及外交规则。他这种风格同样适用于自己的盟友，因此会让德国、法国这些“非紧密型小弟”很不爽，由此引发反弹。最终的结果是，特朗普迟迟无法组建一个有效的“对华统一战线”。 拜登如果上台，会展示精英政治的风格，有利于美国和主要盟友达成一致，联合起来向中国施加压力。 如果打个比方，特朗普的政策是“猛火煮鱼”，而拜登是“慢火炖鱼”。所以，拜登当选带来的压力可能更持续、更大一些。特朗普是波动性大、戏剧性大一些。 第二，拜登如果当选，可能会暂时放松对华贸易战，这对于受到特朗普威胁的华为、字节跳动、微信等来说是短期的利好。 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当选，中美在高科技和通信领域的脱钩，都不可避免。只是拜登没有那么激进，过渡期或许更长一些。比如在华为问题上，可能只要求不使用华为的网络设备。至于华为需要的芯片，应该会允许正常交易。Tik Tok在满足数据安全之后，相信也会允许在美国继续发展，而未必一定由美国公司绝对控股。华人圈子使用微信，应该也会允许。此外，如果拜登当选可能会免于起诉孟晚舟。 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或许会要求中国对等开放互联网。中国可能会通过特定渠道，在保证国家安全条件下，适度开放。此前奇虎360测试的tuber浏览器，可能就是一个信号。 如果特朗普连任，他的对华政策也会有一定调整，至少跟大选期间有所不同。毕竟，特朗普还是希望为美国谋求经济利益。只是他政策的“转弯”，未必有拜登来得直接、爽快。 第三，如果拜登当选，中概股全面退出美国的可能性会有所降低，或者没有那么紧迫。 此前，特朗普不断收紧了对中概股的监管。这里面有多重原因，一是部分中概股的确有财务造假行为；二是审计底稿的问题。当然，更大的原因是美国希望通过“资本战”来遏制全球风险投资流向中国。因为卡住“退出渠道”，就等于卡住了风险投资的咽喉。 拜登的政策不会这么激进，他会慢慢来。对中概股的监管会加强，但暂时不会严厉到“逼你回家”的地步。 第四，如果拜登当选，特朗普退的群，美国可能会重新加入。 比如巴黎气候协定，在拜登当选之后美国一定会重新加入。至于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都会再次启动，美国会重返其中发挥主导作用。而这两个群的重建，将对中国构成一定的压力。 特朗普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拜登在大选里打的主要是“疫情牌”，所以当选之后美国重返世卫也是顺理成章的。 第五，拜登如果当选，移民政策会有所放松，边境管制也会有所放松，美国劳动力稀缺的状况会得到改善。这对于少数族裔和黑户来说，是大利好。 第六，如果拜登当选，会改变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因为拜登认为减税有利于富人，会加大美国贫富差距，他很有可能面向富人加税。 第七，如果拜登当选，他倾向于使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因此会减少对页岩油、页岩气、煤炭等行业的支持或者补贴。 第八，对于A股来说，可能会把拜登当选理解为利好，特朗普当选理解为利空。但整体而言，美国大选对A股的影响力在消退。
另外，“十九届五中全会”及其相关文件显示，未来中国将强化“新型举国体制”，力图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要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确保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以及“国有企业绝对不能否定、绝对不能削弱”。 这些基本原则意味着，中美在很多根本问题上差距巨大，很难实现妥协。所以展望未来，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当选，双方达成下一阶段贸易协议都很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中美博弈可能会持续一代人到两代人的时间，未来惊涛骇浪还会经常出现。决定国家命运的，不仅仅是制度、实力，还有“情商”；很多时候，“国家情商”比“国家实力”重要。 未来20到40年，中美将进行全面的科技竞赛、经济竞赛，有限度的军备竞赛、太空竞赛。高科技和敏感科技领域，会基本脱钩；至于经济，则不会轻易脱钩。问题将成为中美关系里最敏感的地带。——
刘晓博
深圳市媒体研究会副会长、“特区经济”学术委员会委员来源：刘晓博说财经

 

3

六确定，两不确定

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入主白宫，有六件事情是可以明确估计的，还有两件事情是很难估计的。可明确估计的六件事情有：第一，特朗普政府会继续在新疆、香港的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法律制裁；第二，特朗普政府会继续以所谓的中国颠覆渗透美国进行大规模情报活动等为借口，对中国行动；第三，特朗普政府会进一步提升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支持和外交支持；第四，特朗普政府会继续以相当高的频度和力度在南海进行否定中国航海行动，并且像7月两次双航母打击群大规模军事演习那样，就先进武力来震慑中国；第五，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劝诱和施压于德国等盟国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大国来跟进美国，震慑华为和中国高科技的企业；第六，今后6个多月里，特朗普政府还会按照奥布莱恩和蓬佩奥演讲，继续抨击中国  领导的中国基本政治社会体制和对外政策体系，可以肯定特朗普政府还会极力地争取尽可能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多地在这些问题上孤立中国。很难估计的两件事情有：一个就是美国鼓励对中国南海的某个和某些岛礁进行有限军事打击，另一个就是美国跟过去相比空前公开废弃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来源：凤凰网


4

美国大选对中国人来说真的就是一个热闹

特朗普连任或者拜登当选，对中美关系接下来态势的影响太微小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近乎可以忽略不计。它最多能够影响美方的“打法”，但美国要全面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它的这一根本性努力不会变。如果我们今天还心存侥幸患得患失的话，老胡把这说成没出息，过分吗？
 
那么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已经很清楚了。毫不动摇，动员举国力量，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把中国高科技的短板一个一个都补齐，把我们的国家全面推向从基础研究到高科技应用的前沿位置，建立起安全可靠的供应链，中国必须像上满发条的钟表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势必要经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改革。我们的社会不仅仅要团结，众志成城，我们还必须营造能够孵化出各种创新的社会内在动能和活力。我们至今还未能完全解决凝聚力与弹性和活力之间的治理悖论，这会是未来的长期难点，也须是我们的持续着力点。中国的军力建设非常紧迫，除了我们需要建立起在近海军事斗争的压倒性优势，同时必须筑牢以核盾牌为基础的战略威慑力。要让华盛顿确信，在中国近海攻击我们的核心利益会遭到中  队毫不迟疑的猛烈反击，无论它调动多少常规力量，都决不可能在第一岛链附近战胜中国，而且它会为此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还必须让它相信，对中国进行核威胁更是不可承受的风险。中国为此需要拥有更强大的核力量，并且对外进行必要的展示。要让美国人始终清楚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自己根本就惹不起的、把它当朋友比当敌人对待要对他们更加安全、有利的中国。所以说美国大选对中国人来说真的就是一个热闹。特朗普和拜登在角斗，观众席上的美国人在疯狂呐喊，因为他们下了不同的赌注。而中国人应当是坐在贵宾席上欣赏这个场面的那一位。——胡锡进来源：胡锡进观察


5

美国大选，中国要做最坏准备

如果拜登入主白宫，对中国至少有几点影响：第一被发达国家孤立的压力变大。第二中国会加快形成内循环的格局。
我们一个个来谈。
之前，特朗普不在乎普世价值观，只要有利于美国，就可以拿来交易，是一种商人思维。
拜登不一样，他是一名传统的建制派，很重视  ，强调美国必须重新扮演自由价值观的角色，是一种政客的思维。
因此，拜登很有动力去捍卫全球范围内的民主价值观。未来可能会拉来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孤立北京。中国在香港等领域，可能会面临比川普在任期更大的国际压力。
这是政治上的影响。从经济上来看，2018年，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亮出了他的对华底牌——
“美国确实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如果中国有办法，它将继续抢夺美国和美国公司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它还将继续使用补贴给国有企业带来不公平的优势，并在支配未来的技术和产业方面有所作为。”
拜登强调要重建部分供应链，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减少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过度依赖。
实际上，就是坚持中美制造业脱钩的方向不动摇。

 

为此，他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买美国货”提议，计划增加对美国公司的联邦资金拨款，推动“在全美国制造”。以后中国寻找过剩产能的出口会更难。
此外，拜登想要重新加回CPTPP（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全球最高水平的自贸协定之一。
这个世界第三大自贸区涵盖了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以及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
由于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原则，美国有了更丰富的进口选择，这些成员会对中国造成一定程度的进口替代，对中国出口增长造成了威胁。
当然了，出于未雨绸缪，中国一定会加快构建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系，这会对国内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包括资本市场注册制的落实、居民财政性收入的提升、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等等。
至于贸易战的走向，之前在竞选过程当中，拜登已经跟特朗普陷入了一种比拼谁会对中国更狠的竞赛。
所以路透社说，“减轻对中国施压在政治上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对于拜登当选后是否很快降低关税仍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拜登作为一名在意美国声誉的总统，不会像特朗普那样，乱拳打死老师傅，完全摸不着套路。
未来，“已发誓要与中国对抗”的拜登会可能会在乎程序正义，按规则出牌，所以他的行为具有一定的预测性。这给中国留下了更大的博弈空间。

温馨提示：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