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美国的未来：美国是如何通过“国内大循环”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的？
发布时间：2020-11-5 18:11阅读：435
问一问摘要
“中美经济脱钩”一词是笔者在2010年作为一种战略主张最早提出的，笔者写到，“19世纪的美国学派认为，只有当美国经济与英国以及其它发达的工业国隔离开来，美国才能相对于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由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可以为其经济扩张提供融资，因此美国不需要依赖外部市场，这种理论指导了美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崛起为世界工农业强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国要摆脱美元霸权的支配地位并贯彻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应该考虑中美经济‘脱钩’的可能性和途径。”
——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313页。）
迈克尔•赫德森在该书中指出，“美国学派认为，只有通过高关税保护，使美国经济与英国经济脱钩，冀希望于国内市场而非着眼于海外市场，美国才有可能摆脱对英国的依附型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亨利·凯里甚至认为，对外贸易对美国来说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这种自给自足的孤立主义思想支配了美国经济的崛起，为美国内向型工业化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指导。”
笔者组织翻译赫德森的这本著作就是为了呼唤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大变革准备思想材料，并为笔者提出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贾根良：《译者前言》（2010）
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译者前言
正文
按照赫德森的看法，贯穿于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指导了美国经济的崛起，这些美国学派经济学家提出了与政治经济学英国体系相对立的“美国体系”，制定了美国经济崛起的大政方针并为之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奇怪的是，在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美国学派却几乎完全被人们所遗忘。2007年秋，笔者和一位博士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查阅了中文和翻译成中文在内的所有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教科书共计三十二种，但是非常遗憾地发现，除了一本教科书在谈到凯里时提到了“美国学派”这一概念外，许多教科书甚至都没有介绍任何一位美国学派的成员。为了给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提供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并恢复美国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历史地位，笔者组织翻译了赫德森的这本著作。 该书实际上是赫德森于1975年出版的《19世纪美国思想中的经济学和技术：被遗忘的美国经济学家》的修订版。原书缘起于1974年，当时，美国加兰出版公司在一个42卷本的丛书中重印了19世纪美国学派34位经济学家的46本重要著作，并邀请赫德森为之撰写了这本导论性的著作。在目前的修订版中，作者重写了第一章，撰写了新的序言和导言，增加了三个附录，这个中文版还比2010年的英文版增加了第三十章。 阅读本书后，我们就会了解到，保护主义是美国经济崛起的基本特征，而美国学派则为之提供了基本的指导。但是，由于美国经济战略家非常熟悉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自由贸易是在损害弱者的情况下使经济强大者获益的，因此，在美国经济崛起后，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经济战略家已经清除掉了美国学派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大部分痕迹。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就成了美国经济崛起秘而不宣的诀窍，这是本书中文版书名的基本含义。 在这里，笔者根据自己对美国学派的初步了解，对该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理论主张做出非常简要的评述;并通过对当代国际分工的新发展，就美国学派有关美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逻辑对当下中国问题的有效性进一步展开讨论，以便作为读者进一步阅读的提示。 笔者对本书的基本看法是：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美元霸权蓄意剥夺我国经济的战略安排，如果继续以廉价劳动力参与以模块化生产为基础的所谓新型国际分工，那么，我国将无法逃脱在国际分工“担水劈柴”的地位。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美元霸权支配之下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严重弊端，我国应该解放思想，尽早做出战略规划，稳步实现从“国际经济大循环”向“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大转型，而本书则为这种战略大转型提供了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借鉴。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低工资成本看作是廉价生产的基础相反，美国学派却认为，高工资才是廉价生产的标志[①]，而这种廉价生产则来自于物化于机器和人力资本之中的科技进步，因此，落后的发展中大国要想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就必须保护科技创新机会窗口大的、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并在国内为之创造广阔的统一市场，这不仅可以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而且也将使劳工通过分享科技进步的成果使其工资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而工资的提高反过来又刺激了更进一步的科技进步，通过这种循环累积因果的良性循环过程，直到该国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之时，它才能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战略。恰如赫德森所指出的，“正是这些（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制定了指导美国工业、农业和商业政策的大政方针”，美国经济几乎完全是按照美国学派的理论而崛起的。那么，美国学派是怎样论证这种经济学逻辑的呢? 美国学派这种经济学逻辑的理论基础是其与众不同的资本概念。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视为价值理论的附属物，因而把资本主要看作是表现为物化劳动形式的一种成本;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说，资本则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虽然资本被看作是生产关系的表现，但其资本概念仍然是金融性的，它被用于雇佣劳动力进行商品生产，并在其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之上加上毛利进行出售。对于这两种经济理论而言，资本总是尽量使工资成本最小化。然而，对于美国学派来说，资本并非仅仅是物化劳动或者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还是一种自主的生产要素，这也就是说，它可以替代劳动力作为原始工作的一种提供者，19世纪20年代的雷蒙德认为它可以完成人力无法完成的工作，例如使产品绝对一样，因而可以进行零部件互换的大量生产;1853年帕申·史密斯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手册》则认为它是激发自然生产力的唯一要素，正如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资本正在替代由体力劳动所从事的许多工作一样，能量密集型的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据此，美国学派提出了一种从生产力而非简单地从财务成本或价值的角度看待资本的资本理论。 美国学派认为，正是国家间能量密集型的资本生产率差距的日益扩大导致了富国愈富和穷国愈穷的现象。在19世纪早期，许多经济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正在替代劳动甚至替代土地，但只有美国学派突出地强调了这种替代对国家竞争力的深刻影响。按照美国学派的看法，如果使用机器的甲国资本的生产率是乙国体力劳动生产率的几十倍甚或上百倍，那么，即使是甲国的工资水平比乙国高几倍甚至几十倍，那么它所生产的产品的单位成本以及产品价格仍然可以比乙国更低，因此，正是资本使得甲国的高工资劳动力在价格上可以比乙国的低工资劳动力更廉价。由于生产率收益超过工资收益，所以在甲国，利润和工资可以共同提高，而工资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刺激资本的替代，从而将进一步提高资本生产率，而且由于高工资，劳动者可以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从事更高端的知识性工作和建造生产率更高的资本货物，从而甲国可以在高生产率与高工资率之间形成一种正反馈的良性循环。由于资本日益地跨越国界与劳动和资本展开竞争，所以，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当甲国的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越快，没有使用高生产率资本的乙国就会越来越远地被甩在后面，其低级形式的劳动及其资本在国际竞争中将日益变成无用的废弃物，乙国将因此陷入低生产率与低工资率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为了阻断这种恶性循环，美国学派认为，乙国必须对工业资本投资实施关税保护。 美国学派的上述思想在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于1791年提交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就有所萌芽或体现，但是，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繁荣之中，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工业需要保护，因此，汉密尔顿的思想就被束之高阁了。重大的转变起因于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禁运和战争所导致的对外贸易的“中断”迫使许多大贸易商和资本家不得不把资金投资于工业，美国的民族工业才得以诞生和发展。但是，结束美英战争的《根特条约》在1815年2月生效后，此前七年间培育美国民族工业的“闭关锁国”时期就此结束了。大量的廉价英国工业品汹涌而入，美国工业资本面临着被剿灭的威胁，这导致了美国工业保护主义运动的高涨。马修·凯里把汉密尔顿的思想重新引荐给了美国新一代民族主义政治家，美国学派因此而诞生，并被辉格党和1854年之后的共和党作为竞选和施政纲领的指导思想，支配了美国从1865年到1894年狂飙突进的工业化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因此，美国经济是在铜墙铁壁般的[②]关税保护之下崛起的：1816年(35%)、1820年 (35%-45%)、1828年(50%)、1875年(40-50%)、1914年(44%)。[③] 为什么关税保护是美国经济崛起的关键呢？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她的工业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要比英国落后许多，在自由贸易条件下，高效率的英国工业必然要淘汰掉低效率的美国工业。因此，关税保护就成了必然的选择。饶有趣味的是，关税保护对于当时的美国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美国无论是工人的工资还是工业的资金成本都比英国高。显而易见，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美国的工业将无法生存。如果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工业的建立和生存完全就不具备必要的条件。但是，既然报酬递增的工业对美国人民的福祉具有不可质疑的重要意义，那么，即使条件不利或者没有条件，美国学派也决心为美国工业的生存、发展和腾飞创造条件。关税保护就是为之创造的这种条件。但是，在关税保护之下建立起来的高工资和高资金成本的美国工业的生产率在没有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之前，必然是没有国际市场的。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工业只能完全依赖国内市场，“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较老的国家供给一个大市场，而必须在国内创造市场，同外国的产品进行竞争”[④]。因此，为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创造国内市场并严格保护这个市场就成为我们理解关税保护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了。 关税保护对于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提供相互有保障的和稳定的市场，避免国外经济周期特别是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和破坏性影响，实现独立自主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平衡增长的战略目标。美国关税保护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工业化，而是希望通过建立国内工业和城市化为美国农场和种植园产品提供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内市场。亨利·克莱在1824年提出“美国制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发展现代工业为美国农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国内市场，他指出，国外对美国农产品需求的大幅度萎缩所导致的“农业收入的恶化只有靠培育国内工业才可以抵消，把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引导新移民)到城市工业，为农产品创造国内市场”。[⑤]而马修·凯里在1820年出版的《新橄榄枝》则强调了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互相依赖和相互提供市场的重要性，提出了保护性关税的“国内市场(内需)说”，这一观点很快就得到了国会议员乔治·梯比斯和安德鲁·斯图尔特在国会的大力宣传。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专利局农业处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对美国经济崛起的这种“国内市场(内需)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美国学派看来，关税保护是美国工农业之间乃至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协调和相对平衡发展的必要条件。 正是基于上述资本生产率理论、保护性关税和国内市场的政纲，美国学派对把美国发展成为一种没有工人阶级贫困化的所谓“新文明”充满希望。他们认为，由于每个工人所能推动的能量的日益增长，资本增加所提高的生产力要远远大于劳力成本的增加，这不仅增加了社会的经济剩余，而且也把劳动力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不断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因此，工业化不能基于剥削劳动力，而是要以资本驱动的科技进步开发大自然，并由社会各阶级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据此，亨利·凯里提出了著名的“利益和谐论”。亨利·凯里认为，资本的价值是由其再生产费用所决定，由于技术进步，资本的再生产费用将不断减少，因此资本的价值也将降低，而劳动的价值则将逐渐提高，这是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伟大规律和社会各阶级利益达到充分和谐的基础。由于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是由资本的生产率所决定的，而高工资则是与更高的资本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美国工业落后的情况下，美国只能通过关税保护推进高生产率的工业资本投资，才能使资本家和工人分享由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生产率增益。换言之，关税保护是资本和劳动之间利益和谐的关键。 同样，关税保护也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利益和谐的基础。亨利·凯里指出，如果美国不进口外国的工业制成品，农业依靠国内工业和城市化为其提供的国内市场，那么，在这些部门之间将取得平衡的增长;但如果允许自由贸易，制造业就不能得到发展，而农业也就无法在需求充足的条件下以可接受的价格出清其市场，[⑥]工农业之间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就不能建立起互惠互利和良性循环的利益格局。总而言之，只有在关税保护之下，美国才能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建立起利益和谐关系，从而避免重走英国和欧洲大陆以降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标准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因此，美国学派认为，只有通过高关税保护，使美国经济与英国经济脱钩，冀希望于国内市场而非着眼于海外市场，美国才有可能摆脱对英国的依附型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亨利·凯里甚至认为，对外贸易对美国来说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这种自给自足的孤立主义思想支配了美国经济的崛起，为美国内向型工业化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指导。
美国学派的远见卓识与不足之处
在美国独立的同一年，亚当·斯密在其出版的《国富论》中规劝美国不要涉足工业制造活动，“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就没有制造业。……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⑦]但是，美国学派却认为，尽管美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在农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如果没有抓住能够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生产率占优的工业部门(其地位在当时相当于今天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业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那么，美国就将无法与西欧国家竞争;而美国工人由于自然资源丰富和人口稀少所享有的高工资也就不仅得不到持续增长，而且连维持也是不可能的;美国只能在国际分工中仍停留于“担水劈柴”的地位上，耗竭她的土壤和矿藏，破坏它的生态和环境。 实际上，19世纪美国学派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深谙英国是如何通过关税保护等人为手段培育原本就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部门，从西欧一个贫困的“边陲国家”崛起为工业化强国的。因此，他们坚决拒绝通过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融入世界经济，拒绝外国直接投资，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在外交上奉行“门罗主义”，在经济上实施具有孤立主义特点的高度保护主义，对19世纪下半叶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置之不理，在南北战争之后，通过重构要素市场和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创造了它原先并不存在的高端产业的绝对优势，通过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领导了资本和技术更加密集的第三次(1875年开始)和第四次技术革命(1908年开始)的浪潮。当时的美国人并没有想着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超越英国的工农业帝国，他们只是为了躲避英国霸权的侵扰和剥削，但到1914年时，美国却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农业强国。只有到这时，美国才改变了孤立主义的国策，转而谋求世界经济霸权。美国经济几乎完全是按照美国学派的理论而崛起的，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发现美国学派有关大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逻辑的重要原因。 阅读本书，我们不得不对美国学派的许多先见之明而感叹。例如，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和著名政治家和亨利·克莱早在1824年就指出，“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培育实用的、机械的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必将在力量上是优异的，并能保持这种优势地位”。这么早就有科技立国之思想，美国焉有不崛起之理?又如，帕滕警告说，如果美国人不采取一种新的和坚韧的新教徒伦理，那么，他们就有可能经受不住使得罗马、法国和大英帝国衰落的相类似的纵欲主义和奢华;美国学派成员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对出口导向型农业如何导致了土地肥力的枯竭进行了定量分析，并计算出了由此所产生的得不偿失的生态和环境成本，从而否定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如果考虑到近十多年来廉价商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对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迅速耗竭，难道我们就不悲叹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把贸易的潜在成本转嫁给子孙后代是大宗低端产品出口型经济的通例。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美国学派的资本和经济发展理论实际上是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在1928年提出的“迂回生产的经济”的先驱。阿林·杨格认为，“报酬递增的主要经济是生产的资本化或迂回方法的经济……”[⑧]。对于杨格来说，所谓资本化实际上就是指使用机器的迂回生产，而迂回生产则是指两个方面：第一，密集地使用资本货物的生产(生产率提高的基本原因);第二，由于资本替代劳动，产业链条将越来越长，“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在初始要素与最终产品消费者之间插入越来越多的生产工具、中间产品、知识的专门化等生产部门”，[⑨]正是经济的资本化和迂回生产推动着产业结构的不断高级化和知识生产部门的日益扩大，而被机器替代下来的劳动力就不断地从产业链低端的工作转移到更高端的知识性工作。由于替代了廉价体力劳动者的机器需要受到良好教育的熟练劳动者来操作、设计和建造它，因此，帕申·史密斯和他同时代的美国学派其他经济学家发展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只有高工资才能使工人负担的起越来越高的教育投资，从而适应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的要求。 简言之，美国学派提供了一种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更宽广、更具有动态性和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它把经济与社会理论从其作为核心的道德主义和个人主义转变到了以技术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正如赫德森指出的，在经济思想史上， “李斯特仍保留在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之中，没有解释在经济学上如何对生产力进行量化研究”[⑩]，而第二代美国学派学者不仅超越了第一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生产力学说，而且也发展了基础更加广泛的经济学说。此外，美国学派还扩大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正如美国著名比较经济学家格鲁奇在对本书第一版即赫德森1975年出版的《19世纪美国思想中的经济学和技术：被遗忘的美国经济学家》的书评中指出的，美国学派把经济学定义为一种研究经济体系怎样和为什么发生变化、国家如何从有限福利发展为广泛福利、经济如何从稀缺发展为丰裕的科学，而经济体系基本上则是由科技进步所推动的动态的和演化的过程，[11]这样一种定义实际上已经与我们现在对演化经济学的定义没有多大差别了。从其理论贡献来说，美国学派不仅是工资生产率理论的先驱，而且还是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差距”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农业报酬递增理论的先驱。因此，美国学派当之无愧的是现代演化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先驱，也是替代性经济学教规或演化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2] 但是，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美国学派的经济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为了降低利益冲突、弥合社会矛盾，强调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和谐，其立意本身是不错的，企图通过技术创新等达到这个目标在理论上也是成立的，但由于缺乏马克思的阶级利益分析，因此它忽视了自由放任不仅带不来反而会破坏利益和谐的问题。例如，美国学派著名经济学家凯里坚信只要通过保护排斥了国外竞争，市场机制在国内就会带来理想的结果。由于这种理论缺陷，凯里之后的第二代美国学派的许多代表人物不赞成政府对工业垄断或托拉斯进行管制，对如今习以为常的一些政府措施也持有否定态度，几乎变成了被保护利益的辩护者。而西蒙·帕滕等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新一代美国学派经济学家，深受德国历史学派有关国家要引导和干预市场经济的理论的影响，其理念基础也与美国早期保护主义者更为相似，他们将工业利润视为提升全体国民福利的工具，而非仅仅增加资本家控制资本数量的手段，因此提出要对市场进行政府干预的主张，这种主张对1900-1917年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美国学派在高工资经济学说(或“工资的生产率理论”)上有关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基本上是在产业发展的层面上进行论证的，未能发展出阿林·杨格的收入与生产率正反馈的宏观经济理论。杨格定理说明了，市场规模受到实际工资所限制，反过来实际工资又受到生产率的增长所限制。杨格指出，作为经济进步的核心，“报酬递增的主要经济是生产的资本化或迂回方法的经济……(而)迂回方法的经济比其他形式的分工经济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当然这正是我们在报酬递增标题下讨论它的原因。”[13]何谓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即吸收大量年产出的能力。”[14]这句话最重要的含义是：消费与生产之间具有循环累积因果的关系，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或居民收入的增长是市场规模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作为占社会构成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是国民财富增进的主要发动机。[15]由于收入分配结构对市场规模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这样一种理论与利益和谐理论都与利益分配和社会结构问题密切相关，美国学派未能发展这种理论以及利益和谐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重要教训。 对于解释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什么从内向型经济转向殖民主义扩张来说，这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美国学派宣扬高工资经济学说的目的是要使资本家相信高工资工人的高效率是如何符合资本家的利益，以此敦促资本家开发内需，而无需依附于英国，也不需要对外扩张。尽管没有发展出杨格的经济理论，但美国学派的这种主张蕴涵有这种思想：工薪阶层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和利益和谐是内需的主要决定因素。确实，工薪阶层分享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率增益是利益和谐的基础，但自由市场竞争却阻碍了工薪阶层合理地分享这种生产率增益。因此，在19世纪末的美国，工薪阶层分享到了比较少的生产率增益，而资本家却得到了很多，自由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内需严重不足是美国殖民主义扩张的主要推动力。“在1900年到1930年的三十年间，由于美国走上了对外扩张商务与投资的侵略战略的道路，国内市场才不断地得到了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的补充。”[16]正如赫德森在本书附录一中指出的，帝国主义是以其国内不能产生增长作为假定的，美国目前在近东和中亚建立军事霸权的行径说明，资源控制和抽取租金的经济观而非美国学派的高工资经济学说支配了目前美帝国主义的好战行为。
美国学派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大转型
美国学派的经济理论揭示了经济史上卓有成效的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首先，报酬递增来自科技进步，正是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高创新率和高水平进入壁垒所产生的高附加值创造了可以由资本家和工人分享的生产率增益，而高质量生产活动是科技进步的载体，因此创造高质量生产活动的绝对优势对一国国民财富和就业具有决定性影响。其次，这种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在国家范围内产生并扩散了这种创新和生产率的增益。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工业发达的地方，农民也比工业不发达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发达国家的理发师或出租车司机的实际工资要比生产率相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同行高出若干倍。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创新所产生的“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最后，国家创新体系在保护和创造这种高质量生产活动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把这种高质量生产活动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通过资本家、劳动阶级和政府之间“共谋式”地分配其生产率增益，实现经济崛起和社会和谐的双重目标。 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到战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崛起，无不证明了美国学派有关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在实践上的正确性。笔者在2005年以前曾从事发展经济学教学十五年，每年的课程我都要给学生强调，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主要是通过制造业)，对于经典发展经济学来说，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发展准则。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史来看，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在那时，除了19世纪末的美国和荷兰等通过农业科研作为发展的辅助动力外，工业或制造业无疑是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对一国实现强国富民的奋斗目标至关重要。正是如此，美国学派的资本理论才强调了工业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对大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没有资本货物工业的高度发展，不仅美国不能成为机械化农业的先驱，而且在农业中应用生物化学技术和土壤保持以提高土壤生产率的资本投资也是不能得到保证的，而正是这种高生产率的资本化农业奠定了美国今天“粮食帝国主义”的基础。因此，只有保证资本货物工业的领先，由科技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所产生的报酬递增才能由企业家、工人和政府分别以利润、工资和税收的形式联合分享。 但是，自二十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出现了一种深刻的结构变化：由信息革命所催生的模块化生产在几乎所有产业(包括许多服务业甚至农业)都导致了生产过程的关键性变化：生产功能在地理上的分散。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采取外包和外国直接投资这两种形式把大量生产和服务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价值链。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速发展导致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激增，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分公司之间的贸易已占全球贸易的1/3，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激增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而对于那些无法采取外包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商品和服务，发达国家则保留了传统的国际贸易形式，要么在自由贸易旗号下为自己的产品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要么则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劝诱下，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产品和自然资源出口纳入到“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邪恶的三位一体”[17]给发展中国家推荐了一种“惟一”正确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把中国推崇为这种发展的样板。但果真是如此吗? 让我们首先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例，考察一下跨国公司外包活动的实质。由于高技术产品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整体功能模块化的特点，因此，跨国公司所采取的“归核化”战略使得外包成为必然，即企业运用外部资源来进行它过去用本地的人力物力进行的非核心的经济活动;而为了在控制技术专有权的同时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外包就成为跨国公司最好的选择。但这种外包活动使得制造业的核心部件与其他生产环节在国家层次上发生了分离：发达国家从事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进入壁垒的核心部件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则从事惯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几乎没有进入壁垒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显而易见，高知识密集型活动和高研发投入等高质量生产活动发生在核心部件的制造上，发达国家专业化于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而发展中国家则专业化于绝大部分是报酬递减的低质量生产活动。[18]实际上，高质量生产活动远非局限于高技术制造业，它广泛地存在于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低技术的产业中如服务业、传统工业和农业中，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无疑是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典型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通过加工贸易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等途径全方位地加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它还能够像19世纪的美国那样通过“工业化”达到强国富民的目标吗? 不能，原因就在于目前的世界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工业革命到战后日本与韩国崛起的时期，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绝大部分是属于部门间分工和贸易，主要是初级产品(农产品和自然资源)与工业制成品的交换，这种贸易基本上可归结为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国之间的水平产业分工。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抓住工业制成品的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关键;而对制成品而言，整个工业的产业价值链都在一国之内，出口就意味着产品生产过程的终结，产品和产业本身就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和科学水平。因此，发展中国家只要抓住工业就不仅可以获得高增长率和高就业率，而且同时也就获得了高创新率、高附加值、高工资和导致整个国家的国民福利提高的系统协同效应。但是，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格局在二十世纪80年代被彻底地改变了：自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就得到迅速发展的产业内贸易与模块化生产相结合导致了产业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分解。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即使高技术乃至全部工业制成品出口飞速增长，它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境地了，因为它已经丧失了工业本身原先所具有的高创新率、高附加值、高利润、高工资和系统协同效应。因此，即使是同样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已经不可能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的福利得到普遍提高了。 企图通过依靠外国直接投资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更大，在全球产业价值链散布于全球的今天，保护国内高质量生产活动并为民族企业预留充足的投资机会，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贸易保护的作用。据报道，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已经达到21个，每个已经开放产业的前五名几乎都是由外资所控制。历史经验值得记取，在拉丁美洲，外国直接投资先是控制了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公用事业部门，然后又控制了主要的制造业部门，并通过“夺走或建立要塞部门，并以此控制其他部门”[19]。对此，早在191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曾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因为他深信，“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20]这就是美国为什么在经济崛起之前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21]在当代世界，与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包活动相比，外国直接投资更直接地通过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把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进入壁垒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发展中国家被迫在技术上依附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的自主创新将如何谈起? 一旦一个国家丧失了对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国家将不仅在自主创新上举步维艰，而且它也将丧失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使其生产率增益普惠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行业以及提高全体国民公共福利的机会。现在人们仍没有注意到我国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困境与这个问题的直接联系。首先，由于跨国公司通过外包和直接投资控制了我国高质量生产活动，造成国民收入的空前流失：工人实际工资长期得不到提高，民族企业利润率低下，而获得巨额利润的三资企业则通过把大量利润转移到海外逃避政府税收。其次，由于跨国公司把我国民族企业压制在低端产业，本土制造业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大量资金不得不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国家不得不错误地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而地方政府则靠卖地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不断推高房价，从而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而富人阶层则大量购买奢侈品，2009年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到全球市场的25%以上，这种状况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最后，由于跨国公司在我国攫取了巨额的超额利润，以至于我国无法利用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服务业落后和启动内需等一系列问题。[22] 上述问题在美元霸权支配下变得更加严重。实际上，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美元霸权蓄意剥夺中国经济的战略安排，其目标就是达到掏空并最后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作为一种出口导向型经济，我国的制成品出口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一直在不断地恶化，它不仅通过低廉的价格给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补贴，而且由于价格竞争所导致的通过人为压低工资所产生的“冲向底部的竞争”也使我国试图通过提高工人实际工资实现国民财富增进的目的成为泡影。更为严重的是，美元霸权迫使我国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美国从不打算偿还的美国国债，美国再运用向我国等国家发行的美国国债等筹集到的资金，不仅支持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支持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而且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肆收购我国企业并进而控制我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提供了融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自杀性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已经使中国经济越来越陷入难以走出的死胡同之中。 如何破解中国经济的这种严重困境?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深思。英国在崛起前曾与外国商人、投资家和金融家控制其经济进行了长期的和反反复复的斗争。16世纪上半叶，英国自由贸易的政策虽然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但却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德国、尼德兰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伦敦半数以上的出口额，英国经济受制于低地国家，并自16世纪中期起陷入频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英国当时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危机最终引发了以保护国内市场和发展高端产业为核心的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革命，为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美国的崛起也同样是以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因祸得福”为起点的。美国在独立后的30多年里实际上仍没有摆脱对英国经济的依附，建立的是一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沉重地打击了美国自身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业并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时的美国人才切实感受到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发展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危机导致了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最终形成了以贸易保护、技术创新和资本生产率立国、工农业协同发展和内部改善为核心的内向型发展战略，经历一个世纪的发展终成世界的工农业帝国。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美元霸权支配之下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严重缺陷，而历史经验则说明，以内需为核心的内向型发展战略更适合于发展中大国。新自由主义对拉丁美洲的内向型发展战略进行了无以复加的批判，但事实却胜于雄辩：1960-1980年是拉丁美洲实行贸易保护的进口替代时期，在这个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9%;但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1981-2001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则仅为0.4%。[23]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性影响，人们不仅已经忘记了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基本经济学原理，而且也无从了解美国在19世纪正是通过这种战略而崛起的历史经验。目前，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全球化逆转的可能，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我们迫切需要从比较和借鉴的角度重新探讨外向型与内向型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特别是需要重新探讨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的工业化逻辑及其历史经验，这其中包括对拉丁美洲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的重新探讨，特别是要对中国建国六十年以来工业化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再反思。笔者组织翻译赫德森的这本著作就是为了呼唤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大变革准备思想材料，并为笔者提出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提供历史经验的借鉴。 目前，自由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美元霸权、全球产业价值链和金融开放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套在巨龙（中国）头上的五条致命的绞索”，“中美国”也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宿主(新型殖民地)与寄生虫(新型宗主国)的关系，为了逃脱这种依附型国家的命运，我国亟需尽早做出战略规划，逐步实现从“国际经济大循环”向“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大转型：通过把注意力转向“内部改善”，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对外则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限制乃至最后取消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使用美元储备回购外资企业;不惜以退出WTO为筹码对世贸条约重新进行谈判;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生产品的出口，对内则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通过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的迂回生产和中西部城市化创造比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更多的就业机会;抓住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推进以产业技术化为核心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实施主权信贷并实现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这种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不仅是解开“套在巨龙头上的五条致命绞索”特别是破解美元霸权的根本途径，而且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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