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1月发动以来，创业板指数从1600点飙升至如今的3500点，平均市盈率高达125.27倍。这已经将2000年的纳斯达克互联网泡沫远远抛在身后。

　　在创业板疯牛狂奔的同时，产业资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逃离。2015年以来，创业板总共有229家公司发生了重要股东的净减持，净减持金额合计为459亿元。

　　贪婪与恐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不过，这不应成为监管层对当前的超级泡沫视而不见的借口。中国当前的股市大泡泡有很多体制性因素，而消除体制扭曲是监管层义不容辞的职责。

　　首先，IPO审批制制约了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解。当市盈率偏高时，就有更多的企业愿意IPO，供给增加抑制股价上升；当市盈率偏低时，IPO供给自动减少，供给减少可抑制股价下跌。可见，放开IPO供给，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缓和股市大起大落的关键。遗憾的是，证监会至今还在人为调控新股发行节奏。上千家企业排队，这显然意味着IPO供给被人为压低。对IPO的控制导致新股上市即出现爆炒，暴风科技39个涨停即为IPO审批制的恶果。而新股爆炒的神话又进一步刺激了股民的投机热情。

　　其次，监管不力为投机盛行大开方便之门。中国股市犯罪，无论从被查处的概率还是惩罚力度，都极不给力。牛市时期，投资者的狂热，更易为犯罪者提供天赐良机。去年以来创业板市场发生482起重组并购，创业板300多家上市公司(除掉新上市的)，平均每家公司1.5次。这意味着什么，你懂的。这些概念炒作式的收购，幻想给猪插上翅膀就能学会飞翔，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笑话。

　　再次，机构投资者的代理成本。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被视为理性投资、长期投资，其实不然。原因有二：一是在牛市中，基金更容易募集资金，募集了资金就要投资，这本身就会成为助推股市上涨的力量。3月1日至5月20日，新基金募集规模达5229.14亿元。中邮信息产业一天募集规模即达到126.02亿元。问题是，在市盈率超100倍的情况下募集资金入市的基金，其结局令人不寒而栗。二是基金行为严重短期化。由于业绩考核非常短期，基金经理有“赌一把”的心态：赌赢了，奖金丰厚；赌输了，由基民埋单。不赌白不赌。换言之，基金经理只分享收益、不承担风险，这是机构投资者治理结构的痼疾。

　　第四，“基金扎堆”现象令人担忧。安硕信息、长亮科技等高价股，基金持股比例甚至超过30%，几乎形成控盘。但这恰恰意味着流动性风险。一旦出现恐慌情绪，大家争相出逃，就会导致无人接盘的流动性枯竭，股价暴跌。

　　第五，与中国过去的历次牛市不同，此轮牛市是有了“融资融券杠杆机制”后的首次牛市。缺乏经验的新股民、渴求暴富的投机心态，驱动着盲目加杠杆。2015年5月20日，两市融资融券余额达20130.1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融资余额20057.39亿元，融券余额只有72.75亿元。股民对杠杆的热衷，也源于契约精神的缺位：在信托、银行、影子银行普遍存在刚性兑付的情况下，投资者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淡薄。由于中国个人破产制度尚未健全，助长了投资者的赌博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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