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比尼认为，很多人观察经济，只看股市好不好，但是华尔街和所谓的主街（MainStreet）很不一样。华尔街代表的是大企业、大科技公司和大银行，而主街代表的是小企业、劳工和普通家庭。遗憾的是，凡是对华尔街有利的事情，往往对主街不利。

大企业遭遇经济衰退，为了生存、壮大并且完成华尔街的利润目标，不得不削减成本，通常先从人力成本下手，而被裁员的劳工就失去了收入和消费能力。近来标普500指数屡创新高，因为大企业正变得更加强大，可是却有数百万小企业、小商店正在走向破产。

就在它们的首席执行官接受国会议员的“反垄断拷问”一天之后，苹果、亚马逊、脸书和谷歌7月30日发布靓丽财报，美国四大科技公司的超预期业绩引发市场追捧，它们的总市值当日盘后已经突破5万亿美元。

这些靓丽财报为热情高涨的投资者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即科技公司的自动化和算法优化业务不仅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还将在未来继续跑赢其他公司。

与此同时，根据全球法律服务企业埃贝公司的数据，截至6月30日的今年上半年，已有超过3600家美国企业申请破产保护，比去年同期激增26%。仅在6月份，美国企业破产申请就比上年同期激增了43%。

然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有大量默默关门的个体户或家庭作坊难以统计，它们是疫情最直接的受害者。这些商户分散在美国各地，它们的倒闭通常不会引起过多关注，但会真真切切地伤害到家庭和个人。

“末日博士”认为，眼前发生的是一场社会阶层的冲突，如果美国不改变经济政策，找到更进步、更有包容性的做法，那么华尔街的成功，就意味着主街的失败。

4、包括全球化、贸易、移民、自动化新科技在内，许多因素造成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愈演愈烈，因此催生出一个新的阶层，即英国经济学家史坦丁（GuyStanding）所谓的“穷忙族”（precariat，people whose employment and income areinsecure, especially when considered as a class.又译“朝不保夕族”）。

在美国，这一群体包括大批的非裔、拉美裔，如今白人也越来越多。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或收入，也没有技能和前途，只能在绝望中挣扎。

所以说，当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西方世界的大规模活动时，人们必须意识到，尽管这和种族平等的诉求有关，但背后的另一大驱动力量，其实是对经济正义的诉求。

全球正在迎来一场“经济”，富人对大众进行隐形剥削，这是系统性的，而与道德无关。更要命的是，西方世界的“穷忙族”等能够通过选票揭竿而起，为民粹主义政客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鲁比尼说：“我住在纽约，这里每天都有几千个年轻人上街，其中白人占了八成。美国有大批的年轻人正在沦为社会下层，他们的工作不稳，看不到未来，充满了疏离感和挫折感。他们的抗争，代表的是‘穷忙族’这个新无产阶级的革命。”

尤其在未来10年，科技（而非全球化、贸易或移民）将成为工作和收入的最大破坏力量。例如，自驾车问世，将使数百万Uber司机、货车司机失业，即便民粹主义政客祭出保护主义关税、竖起围墙阻挡移民，也无法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如何让民众在数字化颠覆时代生存。

鲁比尼指出，美国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已经严重到不可持续。经济蛋糕虽在做大，利益分配却愈加不均。问题在于，资本家和高技能人士也无法躺在豪宅里高枕无忧：因为当大众被抛在身后时，他们一定会把顶端的那些人硬生生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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