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四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只看人口数量得不出“中国人口过多”的结论

  李铁的文章，一再强调“中国人口过多”，理由是中国有14亿人口，他说“仅从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说，相当于很多国的十几倍甚至上百倍”。李铁还说：“单纯对比人口密度没有意义”。

  按照李铁的逻辑，我们同样可以说：“仅从中国的国土面积来说，相当于很多国的十几倍甚至上百倍”。

  从李铁的文章来看，他认为判别一个国家人口是否过多，人口数量比人口密度是一个更重要的指标。那么，我们来对比加拿大和新加坡，加拿大的人口有3800万，新加坡的人口只有570万，你能不能说：“相对于新加坡而言，加拿大的人口过多了？”然而我们知道，加拿大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而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属于世界最高之列。因此，判别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不是过多，人口密度是比人口数量更重要的指标。

  当然，单看人口密度还是不够的，因为不同的土地的自然条件不同，土地的承载力也不相同。例如，      面积虽大，但适宜人居住的地方相对较少；江苏省面积虽然小，但绝大部分地方都适宜人居住。因此，要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是不是过多，还要考虑到适宜人居住的土地面积。然而，一块土地是否“适宜人居住”，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例如，以色列国土大部分是沙漠，按照一些人的标准，以色列大部分国土都是“不适宜人居住”，但以色列的人口密度比中国还高得多。

  贫穷的原因不是因为人口过多

  李铁说：“全球生育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中，贫穷的国家占多数，而且人口过多会导致越来越贫困。”

  穷国生育率较高，富国生育率较低，这是普遍现象，但穷国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生育率较高（或人口过多）造成的。富国之所以富裕，也不是因为生育率较低（或人口较少）造成的。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生育率下降，是因为变得富裕；但不能说，一个国家变得富裕，是因为生育率下降。如果提高生育率会导致贫穷，那么为何很多富国都在鼓励生育以提高生育率？可见，李铁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李铁说：“如果盲目地鼓励生育，会继续降低我们的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公共服务的水平，继续让大多数人口仍处于低收入状态。”

  下面我们从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公共服务水平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关于人均占有资源，从世界各国的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与人均占有资源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人均占有资源较多的国家（比如非洲一些国家），人均GDP很低；人均占有资源较少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人均GDP却较高。

  第二，关于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并不是人口越多，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就越低。比如，大城市的人口比小城市的人口多，但大城市的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并不低于小城市。

  李铁说：“在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人口多少还是密度高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是需要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来提供的，相应的供给能力要与人口规模相匹配。”

  不知李铁想过没有：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些钱来自哪里？难道不是来自纳税人的钱？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人口越多，纳税人就越多，财政收入也就越多。因此，人口较多的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往往比人口较少的小城市更完善。

  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远高于日本

  李铁说：“虽然日本的人口密度（330人/平方公里） 比中国（143.8人/平方公里）要高，但是农业人口的户均耕地资源却是中国的约4倍。”

  这与其说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不如说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更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日本的2-3倍，如果城市化水平达到日本的水平，农村户均耕地就会远高于日本。中国户籍限制和城市化策略，使城市化率显著低于其他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只有进一步城市化才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改善目前在农村这部分人口生活的唯一出路。但中国城市化滞后并不意味着人口过多。

  人口与资源究竟是何种关系

  李铁说：“由于资源短缺，使得未来人口增长会面临着资源分配格局改变的巨大压力。而且当我们经济发展得越快，对于资源分享的要求也就越高，进而受到的外部制约也会越大。”

  李铁的文章，一再强调资源问题，认为人口增多会“摊薄人均资源”。但从各行业的增加值来判断，在各种物品和服务的最终价格中，自然资源的价值远低于广义交易成本，也即在零售、物流、广告乃至融资环节的价值。因此，人口聚集所节省的广义交易成本可能大于自然资源的价值。在一国内部，发达地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人口聚集中心，其自然资源人均占用率通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

  即便在自然资源丰富的美国，真正体现国力的是其科技水平、政治影响力、军事力量和文化软实力，这背后是美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公司、大学等机构和基础设施。俄罗斯的面积大于中国，人均资源远多于中国。然而，除了在军事工业上还拥有些优势外，俄罗斯对外经济几乎就是出卖资源，没有多少有竞争力的行业。

  国际经济学杂志中几乎找不到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瓶颈的论述，但却有不少有关“资源诅咒”的讨论。现代经济史中，许多资源相对贫瘠的国家，如德国、英国、日本、韩国都发展得不错，而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却陷入长期的经济困境。这些现象印证了人力资源才是一个国家发展最根本性的资源，其重要性其实胜过自然资源。靠减少人口来降低所谓的资源压力是本末倒置，既削弱自己的军事潜力、政治影响力，又降低自己的经济优势，让一个有望靠人的才智来创造高附加值的经济体，向一个出卖初级资源的低端经济体的方向退化。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力资本越来越珍贵，自然资源反而相对越来越便宜。比如一台手机两千块钱，里面的铜和铁最多值几十块钱； 一辆价格20万元的轿车，里面的铁和橡胶值多少钱？一台两千元的手机的最终售价中，交易成本，包括融资、零售等可能有好几百元，应该远远高于其自然资源的价值。

  正是由于人口聚集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节省，可能会大于自然资源的价值，所以在一个国家内部，富裕地区都是人口集中地，人均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带人口稠密地就是中国最富裕地区。如果打破国界的屏障，富裕的国家也会是人口集中地，其人均资源也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为人才是真正最重要的资源。

  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是多少？

  李铁说：“如果我们以适度的人口规模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在很多国家已经实现。那么人均收入水平会有较快的提高”

  我们在7月3日发表的文章中问过李铁这个问题：你认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是多少？但李铁一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过去，中国一些人口学家论证过中国的适度人口是五至八亿。但他们对适度人口的论证依赖于无法验证的假设。选取何种指标来表达人口数量是否适度？这些指标又如何随环境、技术、经济、社会等条件改变？这些条件的改变反过来又如何受人口数量的影响？这每一步都高度依赖于背后的假设，而每一个假设都存在巨大的随意性；这些假设相对于结论谬之毫厘，失之千里。即假设的一个微小变更，可能导致“适度”人口估算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那么是否存在某种意义的适度人口数量呢？我们认为，所谓适度人口数量应该体现在亿万家庭的生育愿望中，而不该是某些人根据自己的心理幻觉来替这亿万家庭给出的一个数字，以至于他把假设条件中某个指标随意下调百分之一就可影响千万家庭，阻止无数孩子来到人间。简言之，当每个家庭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孩子数量，并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有充分认识并愿意承担责任时，这时的人口数量才是最优的、适度的。

  一系列问题都不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

  李铁说：“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挑战是，面对现存的人口，如何解决增长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业、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有如何提高人口质量来增强竞争力等等。”

  其实李铁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我们以前的文章早已分析过了：第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所以，不能拿就业难来作为“中国人口过多”的证据。第二，减少人口数量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人口下降带来的是需求和供应的同步萎缩，经济效率降低，投资意愿低迷，而相应的人口老化则是雪上加霜。第三，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我们在下一节继续分析。

  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不是对立关系

  李铁说：“我和梁建章先生争论的焦点是增加人口数量重要还是提升人口质量重要，我认为是后者。”

  我们在前面的文章已经分析过：李铁特意强调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但其实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一个群体的整体力量，既取决于质量，也取决于数量。在相同的质量下，整体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可能伴随更高的素质，比如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学生平均成绩往往更好。

  人口较多的地方，提升质量的效率通常更高。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为例，院士比率最高的省份是江苏、浙江这两个人口密度非常高的省份。即使在扣除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之后，人口较多省份产生院士的比例依然较大。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教育机构的规模效应有助于提升教育效率，个体之间的竞争也更大，可能有助于激发人的潜力。在这些意义下，降低人口数量反而不利于提升人口质量。

  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李铁最新的回应文章说：“这次讨论的重点涉及全球视野下的人口问题”。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华文明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中华文明一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现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儿只占世界十分之一略强。

  根据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最新发表的文章预测，中国人口在2100年将下降至7.32亿人，低于印度和尼日利亚。非洲和阿拉伯人口比例大幅上升。世界人口格局的改变将带来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格局的巨大变化。

  《柳叶刀》的文章高估了中国的未来人口趋势。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未来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2，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到6亿左右。虽然2018和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达到1.5左右，但由于这两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去除暂时性的二孩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所以，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很可能降到6亿以下。即使中国未来能够幸运地将生育率维持在1.1的水平不再下降，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会以每代减少48%的速度萎缩。

  出生人口的持续萎缩最终一定会导致总人口的加速萎缩。 但由于过去在高生育率时代出生的人口依然存活，总人口的萎缩相对于出生人口的萎缩有相当长时间的滞后。 虽然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代就低于更替水平，但中国总人口目前依然在缓慢增长，在未来几年才会开始步入萎缩。

  总人口的萎缩速度最初会很缓慢，之后逐步加快。等到超低生育时代出生的人口步入老年，在预期寿命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总人口的萎缩速度就会接近出生人口的萎缩速度， 即每代人减少48%。

  也就是说，目前的生育状态长期持续下去，中国人口并不是跌到五六亿就稳定了，而是在跌到这个水平之后，会以更快速度跌到两三亿，再跌到一亿以下。 长期超低生育率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内生性变化，因而具有巨大的惯性， 其后果就是总人口的急剧萎缩。

  虽然人口多并不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精英对此非常清楚，西方社会学创始人孔德（1798-1857）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

  在人类创造的许多古代文明之中，中华文明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一个不曾真正间断的文明，但过去40年，中国却把人口众多这个优势看作是劣势，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大力消减中华文明的未来之本却浑然不觉，甚至沾沾自喜。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限制生育的情况下，中国至今仍然限制生育。中国人口大幅增长已经不再可能，但未来急剧萎缩却不可避免。如果将来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份量一落千丈，中华文明也将彻底衰微。正如汤因比曾言：“文明死于自杀，而非他杀。”

  “     ”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吗？

  李铁说：“中国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对既有利益格局中西方社会最大的挑战，不仅是价值观和各种主义，根本原因还是基于14亿人口的发展会带来全球利益格局的重组，这也是站在世界利益金字塔顶端的那些国家绝对不会认同的事。”

  李铁似乎是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把中国看作是西方社会最大的挑战（所谓的“     ”），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但实际上，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为何西方国家不把印度视为对西方社会的挑战？

  退一步来说，即使“     ”的根本原因是所谓的“中国人口过多”，也不能作为要减少中国人口的理由。这种认为自己规模太大，就必须缩小规模才能得到别人认同的逻辑，就好比，中国如果贫穷落后，也不会被西方视为威胁，为了让西方放心，中国是不是应该永远保持贫穷落后呢？

  按李铁的逻辑，归根结底是中国不能成为世界性大国，更不能做世界性强国。在他看来，似乎只有中国四分五裂或者退化成弱小贫穷的国家，中国才不会被西方视为威胁。换言之，中国是否和平发展，是否造福人类都不重要，规模太大就是原罪。这种话即便是抑制中国的极端势力都说不出口，但却成为李铁认定中国人口过多的理由，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为了封锁中国科技，美国的少数政客长期宣扬所谓“     ”。中国国力日益强大的今天，如何有效反击“     ”，拉近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距离？我们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树立强国心态，塑造友好形象》分析过这个问题。

  总之，李铁片面强调人口是负担，认为人口增多会摊薄人均资源，却认识不到，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其实是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我们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一个优势，但李铁认为这是一个劣势。这是我们与李铁的根本分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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