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目的，就在于如何达到有效的汇率形成机制，让人民币的价格市场化、国际化，成为国际上认可的货币。人民币汇率波动作为手段就是在不同的经济态势下，通过人民币汇率波动来促进本国经济的成长及平衡国际贸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如何达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及国际化最为重要的一步。

比如，201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811重大改革，目的就在于适应IFM（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标准，让人民币在IMF信用担保下成为国际上认可的货币。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是由计划经济转轨而来，由于当时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低，从而使得这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剧烈贬值与波动，其结果是资金外逃、国家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比重快速下降，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所在达到的目的更是远离，不过，这次改革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是有所提高。

从2018年起，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中国贸易战火，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增加关税，中国则以人民币汇率为手段，让人民币汇率贬值来对冲美国的关税，人民币以对美元的汇率由6.24贬值到最严重时的7.20，在此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幅度达15%以上。但是，以人民币汇率贬值为手段来对冲特朗普的关税，更是容易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目的远离，人民币国际化及市场化的程度降低。比如，在此期间，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到2019年底下降到1.9%，直到2020年第二季度，人民币汇率开始回升，人民币占国际外汇储备的比重才上到了2.02%，创2016年第四季IMF报告有关数据以来新高。可以说，在此期间，人民币汇率无论是国际化程度还是市场化程度，都没有提升，反之后退。

不过，随着最近国内股市及香港股市向好，人民币汇率也出现快速上升的态势。如2020年7月7日，人民币的离岸价（CNH）早段曾升到6.9966。这是今年3月18日以来首次升破“7算”；人民币的离岸价在7月6日已经开始转强，涨幅达0.78%，这是今年以来最佳表现。因为，人民币离岸价在3月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大流行后，曾跌穿过7.15，至5月底《港区国安法》开展立法时，再度触及2019年3月的7.1965，还好没有失去7.2大关。近一个多月，人民币汇率开始转强，由近7.2升值到6.9966，升幅达近3%。

有人认为，近月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然转强，很大程度上与美元走弱有关。因为，3月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大流行后，全球金融市场处于绝对恐慌的状态下，许多国家的股市及汇市都出现了大跌。而全球金融的极度恐慌必然导致在国际市场流动的热钱流向最强势的货币及相关的资产下规避风险，从而造成了当时全球金融市场的“美元荒”，刺激美元汇率上升。人民币作为非美元货币，美元的强势自然是人民币的弱势，人民币随之贬值。

但是近一个多月来，3月中美元流动性紧张所导致美元强势的态势已经缓解，美联储与各国央行货币互换协议（Central Bank LiquiditySwaps）规模由5月底高峰期的4489.46亿美元，下降到7月初的2254.14亿美元，减少幅度达2235亿美元，比美联储总资产规模减少1600亿美元还要多。特别是，随着“美元荒”的缓解及美元汇率回吐，市场又传出美元将会大崩盘的呼声，所以，非美元货币基本上是升值的，人民币汇率也在美元汇率贬值中升值。也就是说，最近人民币汇率升值更多的是顺应了美元汇率变化的大势。

但实际上，在以信用货币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汇率变化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目的与手段之间达到平衡。就是要让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上所认可的货币，就得建立起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让人民币汇率真正反应国家的经济实力及国家的信用，这是确定中国现代金融市场制度，及保证中国金融市场繁荣及股市繁荣的关键。因为，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只有国家的信用为国际市场认可及稳定，人民币及人民币下的资产才能为国际投资者所青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把人民币汇率作一种对冲美国总统特朗普增加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关税的工具及手段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就当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来说，要借助美元汇率弱势重新确立一个新的定位或新的水平，保证人民币顺势升值。

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中美贸易之间的矛盾还会可能加剧，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仍然得影响人民币汇率及造成人民币汇率波动，但人民币汇率波动更是应该跳出这种工具性、对冲性，而且是要更注重目的性，这是促进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生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