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新冠病毒疫情首先在武汉大规模爆发，继而向全国扩散。对此，我国采取了比防控非典更为严厉的举措，集举国之力来防治疫情。我们团队在春节假期对新冠疫情做过预测，如在2月3日发表了《李迅雷基于数学模型预测新冠病毒传播：疫情拐点何时出现？》报告，在假定隔离和防控措施能达到或接近SARS后期的效果，则预计未来中国总患病人数将达到88500人（中性假设下），同时判断每日新增病例将在2月17日前后出现下行拐点。

  事后验证，我们对国内新冠疫情的累计确诊人数和新增病例拐点的出现时间都预测比较准确。随后，我们团队又发表了《李迅雷：疫情影响下看好利率债和黄金》一文，认为从流行病传播模型来看，基本传染数要下降到1以下，才能控制疫情，而在其他参数控制得跟国内相同水平的前提下，人员的接触频率要比平时下降66%以上，这对不少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可能存在较大挑战。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即欧洲、美国、中东、南亚和拉美都先后爆发疫情且出现失控现象。如今，美国成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上半年全球累计超过1千万病例，而美国达到272万多病例，占全球26%，但美国人口只占全球4.3%。

  美国是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科技和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在武汉爆发疫情之后，是第一个关闭驻武汉领事馆和较早撤侨的国家，应该说，中国新冠疫情的爆发，给了美国较充裕的时间来认识和防控新冠病毒。那么，为何美国会出现疫情失控并迄今没有得到控制的局面呢？

  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习俗、宗教、政府管控能力等诸多原因。首先，西方的文化习俗多崇尚自由，不愿受太多约束和管制而放弃自由。在互信文化下，戴口罩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流行病传染给别人，而不是防止别人把疾病传给自己，故只要自己没病，就不用戴口罩。而新冠病毒的传播路径太隐蔽，很多人被感染后无症状，又传给别人，这就加速了传播速度。时至今日，美国民众才开始全面接受戴口罩，这个学费也实在太昂贵了。

  其次，从宗教上看，西方、中东、南亚诸国民众多信奉各类宗教，，这些宗教都宣扬来世，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崇尚今生今世的福禄寿。他们相对看淡今世，可能也导致了对疫情的防控措施不足问题。

  第三，小政府大市场模式下，政府的管控能力不足，如大约在3月5日之前，大多数欧美国家对疫情都不够重视，基本没有采取防疫措施，传染系数R0在5左右。之后欧美国家陆续采取防疫措施，降低人员聚集，不同国家力度有所差异，但针对轻症患者基本上采取不检测、不收治、提倡居家自治的策略。

  而特朗普一直宣称疫情可控、危害很小、有特效药以及能研制出疫苗等，造成民众和各级政府的重视度不够。同样作为人口大国的美国，其疫情至今未得到控制，R0再度上升至1.5，这与最初不够重视，检测能力不足及之后过早提出复工复产有关，导致疫情第二波爆发。

  如今，全球疫情还在蔓延中，东亚各国的疫情防控普遍做得比较好，这恐怕与文化习俗和宗教观念有关。从中美之间看，IMF预测中国2020年的GDP增速为1%，美国为-8%，从失业率看，美国6月份的失业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而中国则处于下行通道中，这是否说明中国在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方面均比美国有制度优势？

  我认为，在经济上行期，市场化程度高的体制更有优势，而在经济下行或发生战争、灾荒、瘟疫时，管控程度高的体制更具有优势。如今，即便没有发生疫情，全球经济也处在下行阶段，各种风险在不断释放，如果完全凭借市场无形之手来自发运行，恐怕要失控。此次疫情，美国更是依赖政府的大放水来避免发生流动性危机，但在联邦制各州独立管辖下，联邦政府的下达指令的执行力要大打折扣，两党之争又产生了大量内耗，这是值得全球各国在这次疫情中反思的。

  疫情肆虐甚于次贷危机——

  美股却走出技术性牛市

  今年的新冠疫情在爆发之初，就让人们措手不及，上证综指在2月3日恢复交易的第一天，就大跌7.7%。然而，在随后的交易日里，市场却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期的继续探底过程，而是持续反弹。至6月30日，今年创业板指数大涨了36%。

  如果说A股的走强可以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来解决，那么，美股从技术性熊市戏剧性地转为技术性牛市，却不能用疫情仍没有得到控制来解释了。如3月份美国股市出现两次熔断，短短19天就进入技术性熊市。从历史数据看，一旦进入技术性熊市，则意味着牛市见顶，但这次则不同，4月份开始的强劲反弹，又让美国股市进入了技术性牛市。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

  一方面是美国采取了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美联储在过去3个半月中扩表逾3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规模达7.1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发债规模也是令人咂舌，原计划今年2季度发债3万亿美元，估计全年的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率会超过15%，对应中国的3.6%。

  如此大规模的放水，必然会使得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入股市，让资本市场受益。例如，美国政府部门也投入大量财力来补贴美国民众，如推出的CARES法案，对失业人口的补贴600美元/周，甚至比他们未失业前的收入还高。

  从Yodlee披露的数据来看，美国政府针对疫情推出收入补贴法案，以允许人们因疫情而被迫经济停工期间继续支付账单，而消费者反过来又用大量的钱在股市进行投机。年收入在35，000至75，000美元之间的人们在收到收入补贴后，股票交易量比前一周增加了90%；年收入在100，000美元至150，000美元之间的美国人的交易量增加了82%；而收入超过150，000美元的美国人的交易频率则增加了约50%。

  另一方面，美国三大成分股指数虽然涨得很多，但是它主要是靠成分股中的头部企业股票大幅上涨来带动股指上涨，而它的综合指数，即代表全体上市公司指数其实并没有怎么涨。以美联储6月10日发布经济预测后两日的跌幅为例，能源、耐用消费品、金融、汽车、资本品（包括航空业）、运输等盈利受疫情影响明显的行业跌幅居前，而食品零售业等必需消费品行业在欧美股市全线暴跌的行情中，跌幅中位数仅为-2.8%。相对稳定的盈利预期为股价提供了较强的安全边际。

  在经济恢复的不确定下，企业盈利预期的波动性加大也会拖累美股市场表现。从中长期来看，美股分化仍将加剧。我专门统计了过去11年美国纳斯达克留存至今的2800多家上市公司的涨跌幅，涨幅前10%的公司，过去11年累计涨了20倍，市值也达到了50%的占比，所有股票按涨幅排序，其涨幅中位数只有36%，即一半股票在过去11年当中没有什么上涨。

  标普500也是如此，每年在标普500成分股中选取对指数收益率拉动最大的10只股票，2015年至今前10大股票对指数的合计拉动每年均在40%以上，即标普500成分股中2%的股票贡献了指数至少40%以上的涨幅。且每年的10大股票名单是高度重复的，亚马逊、微软、苹果等公司反复上榜，马太效应十分明显。

  因此，在经济负增长背景下，疫情加速了企业间的分化，大企业、新兴行业内的企业的前景更为乐观，受到投资者追捧，但已存在估值水平过高的泡沫现象，如2020年6月10日，标普500以预期盈利计算的PE（整体法）回升至25.54倍。

  这轮全球性疫情蔓延的过程中，全球资本市场倒颇有“共性”，即没有出现暴跌，而且美国的纳斯达克和中国的创业板指数都创出了历史新高。但如果此轮疫情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恐怕股市还是存在下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