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联合发布“2020年《法治蓝皮书》”，分析了5G时代的法律准备问题，并指出出台《电信法》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

  蓝皮书指出，中国电信业改革成果斐然，5G升级需要进一步推进基于法治原则的电信改革。2019年，工信部向包括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在内的四家电信运营商发放了5G商用牌照，使得相互竞争的基础电信商从三家实质性地成为四家，中国电信业也正式升级到5G时代，这对中国电信法律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国基础电信运营商的法律地位。2019年，工信部和国资委发出通知，进一步推行2015年以来的提速降费，继续对相关运营商的服务定价权进行限制；5G商用背景下，2014年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及2019年相关基础电信运营商之间共建共享安排的竞争法意义日益凸显。这都要求在法律层面对中国基础运营商的地位予以澄清。另一方面，目前电信监管架构与中国行政手段推进电信业改革的方式相辅相生，始终无法与反垄断法体形成有效对接。《反垄断法》行政垄断方面的制度设计囿于自身缺陷，无法为此提供合法解决方案，这同样需要通过电信监管体制的制度创新予以解决。

  蓝皮书认为，出台《电信法》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为了在5G时代进一步推进基于法治原则的电信改革，必须承认运营商在市场化原则下运行的合法权益和要求，正视其体现在资金、竞争及发展方向上的自主权，将基础电信商与增值电信商通盘考虑，不做过多的人为割裂，认可运营商的商业判断和技术选择，尽快出台与《反垄断法》对接的《电信法》，确认过去二十多年以来的电信改革成果，进一步推进电信改革，在电信领域进一步深化依法行政，鼓励电信运营商实现最高层次的网络竞争，最大程度地利用技术演进趋势释放电信业活力。

  5G商用升级了对电信网络安全的法律要求。5G时代万物互联的愿景，使得电信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其影响已经跨越了国境的限制。从实践操作而言，中国政府对电信网络的安全十分重视，能够满足5G时代的网络安全要求。但是，《网络安全法》需要借助更为基础性的法律才能满足5G通讯网络的安全需求，《电信法》的出台才能建立系统化的安全防护的法律机制，并能理顺监管架构，更为有效地实现网络安全的目的。

  专家认为，5G技术的推广需要就网络安全形成全球化的法律共识，中国需要且必须有所贡献。自从斯诺登事件之后，在互联网领域，各国之间的互信异常脆弱。5G的经济及社会意义又使得电信网络的国家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基于此，西方国家纷纷对5G网络的安全性进行了政策乃至法律的审视，提出相关要求，并出台了有关措施予以落实，从而对中国以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电信制造企业在全球的业务运营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中国需要利用世贸组织多边机制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机制，寻找并促成全球形成一定的网络安全共识，维护中国先进电信设备制造商的利益，保持中国电信制造业升级发展的活力。

  5G时代要求中国建立系统的权利保护制度。5G技术并没有改变基本的个人数据法律关系，而只是让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关系更为复杂，使得个人的权利保护成为一个使人日渐焦虑的课题。对安全的重视并不能取代和涵盖对个人的权利的保护。目前，《民法总则》、《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在其条款中体现了对个人数据保护的构建尝试。一部全面的才可能彻底修正目前个人信息立法的碎片化倾向。同时，“电信用户”在万物互联的条件下亟需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在技术升级时对原有技术频谱再行分配甚至“腾退”都是很自然的过程，期间必然会影响到“电信用户”的利益，对此，无法提供全面的保护。最终为这个问题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不但需要立法者的努力，也需要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进行不断探索。

  蓝皮书指出，5G固然为人类勾勒出了一个全新的美好蓝图,法律却由不得丝毫冒进和轻忽。在法治原则上推进改革，在开放中寻求国际共识，并夯实个人的权利保护的法律基础，是5G时代来临之际必须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