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其著名的《1929年大崩溃》中谈及股市下跌时写道：“价格的下跌总比上涨更加迅猛，一只充足气的气球一旦被戳破，就不会有条不紊地漏气。”
开年的A股就有点像被戳破的气球，不仅气快泄光，而且投资者信心遭到严重打击。于是，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救市呼声再次响起。而这样的情形，在A股市场此前多次上演。
当很多制度化的举措被人为叫停，当注册制引发的恐慌需要政府不断背书安抚股民的时候，A股终究还是没有实现自我救赎，而是再次陷入历史的轮回。
面对甚嚣尘上的呼吁政府救市的声音，A股面临的最大风险已经由指数大跌转变成对20多年业已形成的股市哲学和理念的颠覆性选择问题。在指数下跌的压力下，我们是重新回归“政策市”的桎梏，还是为坚持市场化制度建设而努力？

毫不夸张地说，这已经成为关乎A股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面对各界再次出现的呼吁政府救市的“一致行动的逻辑”，A股确实需要在观念和价值观上重新审视。

始于2014年下半年的A股短暂牛市，在指数繁华的背后，掩盖了股市机制建设滞后的种种问题。现在想想，在经济基本面依然困难、上市公司盈利下滑的情况下，所谓的牛市却在2014年下半年悄然启动，这种表现超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想象，也很难用正常的经济学逻辑解释。

有人将本轮牛市归结于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改革红利”，也有人将之归结于实体经济下行下货币宽松的预期，更有人将之归结于“国家意志”，强调做大做强牛市是一种“国家战略”。如果没有后来股市的大幅震荡，我们也许还沉浸在“资本大国崛起”的梦想中翩翩起舞。

在A股短短20多年的历史中，无论是大跌还是疯涨，国人最终都会把眼光投向政府。诚然，股民在无奈之下、无力自救时，只能求助于政府，似在情理之中。但把政府救市作为股市发展的定海神针，则是大谬，犯的正是方向性的错误。

我们看到，证监会暂停了熔断机制，还出台了限制大股东减持的措施，同时不断向市场喊话，这无不是政府针对短期急跌而采取的“安民”措施。那么，大股东该不该减持？既然2005年的股改就是在大股东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换得了流通权利，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这个流通权收回来？

事实上，A股20多年不断重复下跌后救市的游戏，几乎形成一种利益的绑架。A股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监管层“父爱主义”的泛滥。

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任何一项措施的出台，都会被民众的“理性预期”化解。机构和股民就是看到了管理层在指数下跌时一定会出手的底牌，就会形成一种风险层面的隐形担保。

但是，无论出台任何救市措施，都难以避免出现“寻租”行为，而这种寻租行为带来的暴利将诱使利益集团基本可以左右股市的走向，让A股在暴涨和暴跌之间摇摆，形成“瀑布市”。其实，涨也好，跌也好，股民都不是政策的受益者。

这种功利主义的举措显然将使A股进入最坏的“纳什均衡”：利益集团利用政府的救市政策寻租，普通股民则成为这错综复杂关系中的最后埋单者。

在A股短短的历史中，对于救市的危害，大家是有切肤之痛的，可为什么每一次大跌之时，投资者都忘记了过去的伤与痛。

如果A股的种种问题可以通过救市来解决的话，也未免太简单。“救市”只能一时安抚民心，对于解决股市的真正问题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反而因为“救市”等措施而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既然如此，就应该让监管层安心着手制度建设，从预防股市暴跌暴涨的长效机制去刮骨疗毒，而不要随着股指陷入政策摇摆的误区。

对于股市的观察者而言，最重要的是通过理念的更新，重新梳理政府和股民在整个制度链条中的权责与风险关系，通过制度对监管层的权力进行“减持”，通过法律支点，架构以法治为依托的股市信用关系，让市场的各种参与者脱离人身依附，将A股市场由具有浓厚寻租色彩的“身份市”改造成为“契约市”，让法治话语及其逻辑渗透监管层权力体系的重构中，这是未来A股发展的基本路径。

具体来看，在A股市场，面对复杂的利益博弈和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当前，管理层需要做的是继续围绕注册制构建合理的制度布局，对各种不符合注册制的地方重新进行评估，系统清理影响资本市场发展的隐患，并通过制度的努力，促进理念与制度的良性循环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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