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制定的法规，主要是基于当时形势。”彭于发说，因为中国虽然有较好的技术，但是跟国外发达国家仍然感到竞争压力。于是，中国就采取了防守策略，就是设置重重障碍。主要是采取标识管理制度，让外国农产品出口中国的时候，增加程序、检测指标，使其增加成本，包括管理成本。

“当时的理想：保障安全、促进发展。也就是，在发达国家技术领先的背景下，要保障安全，不能把中国当做外国技术和产品的试验场。”彭于发说。

于是，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不仅要审查国外的文字资料，还要将他们的产品拿到在中国来，由中国有资质的检测机构重新进行实验，出具检测报告。“这个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彭于发说。

但是随之出现两个意外。一是，外面的技术和产品没挡住，国内的产品和技术没起来。彭于发说，“以大豆为例，中国没有挡住，自己也没发展起来。“因为门槛设置得越高，中国的经济、科技、人员、资金等统统跟不上。”

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彭于发解释，在2000年前， 如果要想一个转基因新品种，在主要的国家和贸易伙伴之间获得许可，需要1亿美元进行产品登记。这些年，费用超过2亿美元。要是贸易伙伴多，所耗费的钱和时间就不可限量。

二是，目前表面上造成“能食不能用、许吃不许种”的怪现象。彭于发说，这项技术本来是农民欢迎，基层农业干部欢迎，但是不允许种，那么“投资的人没有效益，20年之后谁也不愿意投资了。”科学家、企业也都会没有积极性的。

不论如何，科学家群体需要有法律支持。彭于发说，不论是从国际上考虑，还是对消费者、对科学、对国家利益、对历史的负责。

值得关注的是，自从2013年10月至2014年6月16日，不足一年时间内，中国共在125.2万吨进口美国玉米及其制品中检出MIR162转基因成分，并作退运处理。在2014年年底，根据外媒消息，该产品允许进口。

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彭于发说，“科学数据不足。”当初虽然中国设置了高门槛以期保护国内市场，但出现MIR162的退运却是“一个意外的巧合”，“压根儿没想到这样一个效果。”

彭于发说，这个产品在美国进行环境安全性评价的时候，都认为是安全的。在美国颁发安全证书开始运营后，（先正达）公司的科学家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有结论称，对一种水蚤有影响。

尽管这在“统计分析上基本上不显著”，但问题是，他们公司在中国申请是前两年的事情，这与美国批准的时间差距有7-8年时间，而上述文章又是在这中间时间发表的。彭于发说，“对方（先正达）拿来的安全性评审资料中间没有交代这个事情。”

既然如此，彭于发说，这就相当于有点材料申报不实。如何解决呢？其实，只要一小段话就足够了。比如，“数据上确实有点出入，水蚤的体长小了一点。但是统计分析的时候差异不显著，总体上对生态没有不利影响。”

于是，第一次拒绝了。不过，大跌眼镜的是，第二次，对方委托中国一个机构去做实验，结果对方做了一个转基因的玉米、非转基因玉米对水蚤运动能力的影响，它还能不能活跃地跳起来，能跳多高。

“给了这么一个数据，我们一看就哭笑不得，我们要请他们进一步解释运动能力不变化，和体长变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彭于发说。

结果，第二次又拒绝了。第三次提交材料，对方委托了一个最权威的机构在中国做了全世界最规范的实验。结果显示：实验完全没有影响。不过，专家仍然较真：为什么在中国做实验的时候没有影响，而在美国做实验就有影响呢？

更加悲剧的是，第三次又拒绝了。第四次，彭于发说，对方就作出了合理解释，材料也齐全，专家也放心，于是就批准了。“前面这些都是科学家基于发现问题所给予的连续三次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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