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R办法》进一步明确了CDR在法律适用、发行上市、信息披露、存托管、投资者保护、监管、主体责任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存托凭证的法律适用和基本监管原则。
CDR发行、上市、交易等相关行为适用《证券法》《若干意见》《CDR办法》以及证监会其他相关规定。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参与存托凭证发行，须依法履行发行人、上市公司的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是对存托凭证的发行、上市、交易作出安排。
办法明确了CDR发行的基本条件和程序，对通过发行CDR方式进行再融资作出原则性规定，同时还规定了CDR上市交易的条件和程序，明确CDR的减持应当符合关上市公司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对通过发行CDR进行收购、重大资产重组等作出原则性安排。
三是明确存托凭证的信息披露要求。
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是信息披露的责任主体，信息披露原则上适用《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同时，就存托安排、投票权差异、协议控制等事项作出特别披露要求，对确有不适用的情形设置了豁免机制。
四是建立了存托凭证的存托和托管制度。
规定了存托人、托管人及其职责，对存托人资质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规定了存托协议、托管协议的必备条款，对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作出了安排。
五是加强投资者保护。
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应当保障对境内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总体上不低于境内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证监会要求，同时，还针对特殊市情，设置了CDR持有人单独表决事项、CDR退市回购安排等投资者保护措施。
六是强化监管执法，明确法律责任。
证监会可以对相关参与主体采取现场检查、调查取证等措施；证监会可以对违法责任主体采取责令改正、出具警示函、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监管措施以及采取市场禁入等措施；在《证券法》框架内，对相关参与主体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作出了针对性规定。
发行CDR的红筹公司
需要同时满足两套要求
作为《CDR办法》上位法的《若干意见》，对新经济试点企业提出了软、硬两道门槛。
“软门槛”：试点企业应当是符合国家战略、掌握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属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且达到相当规模的创新企业。
“硬门槛”：已在境外上市的大型红筹企业，市值不低于2000亿元人民币；尚未在境外上市的创新企业（包括红筹企业和境内注册企业），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0亿元人民币且估值不低于200亿元人民币，或者营业收入快速增长，拥有自主研发、国际领先技术，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CDR办法》又对拟发行CDR的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提出了五项要求：
（一）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项至第（三）项关于股票公开发行的基本条件；
（二）为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公司，公司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三）最近三年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且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四）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也就是说，拟发行CDR的红筹公司须同时满足是《若干意见》明确的新经济试点企业，也是《CDR办法》明确的适格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才能申请发行CDR。
要满足上述条件，也并不是太容易啊，同志们。
《CDR办法》也为
沪伦通留出了制度空间
《CDR办法》既是资本市场服务新经济的具体举措，也是稳步扩大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水平的需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曾公开表示，经过中英双方的共同努力，沪伦通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将争取在2018年年内开通沪伦通。
上证报记者了解到，目前，证监会正在推进沪伦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建设，“沪伦通”项目初期也拟采取存托凭证互挂方式实现两地市场互联互通。
因此，制定《CDR办法》，对CDR发行上市、存托托管、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安排，也有利于为沪伦通项目奠定制度基础。
据悉，除了红筹公司发行CDR可以依照该办法进行以外，《CDR办法》也为下一步的沪伦通机制预留了制度空间，做好了规则准备。
符合条件的券商
可以担任CDR存托人